2024年1月21日，中国社会学会“第六届青年社会学者讲坛”在线上成功召开。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童根兴作开场致辞，阐释了本活动的定位就是用“有趣、有料、有思想”的讲坛形式，普及社会学知识，推动社会学研究和青年学人的成长。讲坛第一阶段由中国社会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典主持，与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共同点评。第二阶段由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主持，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秀林教授共同点评。第三阶段由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梁玉成主持，并与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共同点评。王春光副会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本届讲坛由中国社会学会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学术传播专业委员会承办。

第一阶段的主题以“未来社会”和“数字社会”为关键词。随着社会变迁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社会的断裂性、不确定性以及冲突剧增，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未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吴越菲副教授探讨了社会学何以可能研究看似无形的“未来”。首先在概念定义方面，“未来”在不同时期被理解的方式不同。社会学强调“未来”的社会维度，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事实。当下社会学对未来的概念化方法包括现实未来、主体未来、开放未来和批判未来四种类型。其次，社会学提出的新时域观、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换、关注未来导向的社会行动、关注社会变迁，都为通往未来的道路做出了很多理论准备。最后，未来社会学已经形成以“经验未来”和“实质未来”为对象的两大核心议题，并与一些具体的研究议题形成了深度的结合。未来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未来不可分割，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引发了争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陈龙副教授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去技能化的悖论。研究发现，外卖骑手也有技能，对外卖骑手的去技能化并未完全实现。一方面，人类大脑里的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部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文字、图表和公式表达，而隐性知识无法言传。另一方面，人的技能还包括伦理、精神层面，即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因此，技能与人的手、脑、心都有关系，去技能化只能在实践层面成功，而无法完全替代人的右脑、直觉判断和想象。送外卖表面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际是需要调动隐性知识和劳动精神的复杂实践。是以在工作中积累隐性知识、秉持匠心精神、努力掌握高技能的骑手值得我们尊重和推崇。

如何克服数字技术导致的认知逻辑改变与社会文化传承之间的张力，是数字化转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最先感受到这种张力的是软件工程师群体。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讲师闫泽华探讨了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为人们接纳数字转型的不确定性、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社会提供了入手点。研究发现，程序员的工作内容是模块化的，即标准化输入、功能导向和自我掌控，知识技能处于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模块化不仅是程序员的工作特征，也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程序员在生活中会尽量避免非标准化的感性材料，保持理性交往，同时追求熟悉和安静的生活环境。在技术不断发展的未来，模块化将从程序员扩散到全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第二阶段的主题以人口转变和社会应对为关键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养老服务平台在养老服务领域已经成为政府和具体服务商构建服务契约的前置条件。基于这一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晶副研究员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如何改变传统养老服务组织模式。研究通过比较两种平台化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发现技术究竟在“什么方向上”影响组织模式的变革，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激励、行为、组织的初始状态和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第一类市场化养老服务平台企业，因为具有双边市场结构，所以需要运用创新策略，维护双边市场主体的粘性。第二类行政化养老服务平台企业，由于政府是塑造平台的主体，导致企业专注于回应政府的需求，忽视了需求者的声音。因此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技术赋能以及自下而上的消费者赋权，最终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高效配置。

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的人口发展规律、完美主义的文化取向和社会竞争的结构性压力，导致现代社会的父母存在巨大的育儿压力，容易产生养育倦怠的消极情感体验。低生育率时代，养育体验与再生育意愿密切相关。因此，厘清养育倦怠的发生机制和产生的影响，是构建有效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前提。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吴帆教授提出文化场域张力假说，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基于14个后生育转变国家的相关数据，揭示社会结构和个体特征对形成养育倦怠的协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通过营造有助于女性就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同时增强包括托育服务在内的家庭福利服务的供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父母育儿过程中的负向感受。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人口流动促进了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迁移贯穿于个体生命历程，迁移看似个体行为，实际嵌入于家庭生命周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范新光基于田野调研和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世代的迁移史数据，从研究流动状态转向研究迁移轨迹，从家庭本位而非个体本位出发理解迁移行为。他提出，从个体生命历程看，个体迁移轨迹可以视为三阶段的迁移模式。从类型学看，有过迁移经历的个体大致可以分为“跨省未返迁”“省内流动未返迁”“短期流动后返迁”“大龄初次流动”四类群体，具有显著的城乡、性别差异。总之，家庭生命周期和个体迁移轨迹之间的内在关联，从生命历程视角和家庭本位理解中国社会行动逻辑和伦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阶段三位演讲人探讨了制度变迁、空间变革以及职业演变等议题。对政府行为展开的研究，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当下，还需回溯历史，探究现代中国行政制度缔结之初的形态，及其对后来中国行政结构、国家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狄金华教授探讨了清末民初外官制改革与国家治理转型，以此审视其面临的困境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孕育的现代行政治理结构。清末外官制改革时期，朝廷试图运用外来的“中央-地方”官制系统改造传统“内-外”官制体系，其内在的动力是通过行政权的重新调整与分配，来化解内部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同时借以提升行政效率以应对国际竞争。清末王朝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军事与经济危机，中央被迫放权地方，由省一级督抚组建地方团练，这客观上促使了军事的地方化，并开启了“兵为将有”的特殊阶段，它使得“军民合治”的治理结构由文官主导转向为武将统领。

城市空间的变迁发展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品质，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黄晓星教授分享了城市社区和区域变迁的案例，借助场景理论，从社会文化动力的角度展开探索。研究发现，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大力推动人才创新以及科技和文化相关产业的孵化与发展，大批文化和科技产业园区得以兴建。对于城市发展的定位从传统的经济维度拓展到文化和社会层面，以往单纯以追求城市经济发展指标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模式逐渐加入了社区生活、城市文化和艺术品质等元素，城市的发展从只注重“能居”向“善居”转变，搭建了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和参与型的社区空间。城市更新也越发突显出其注重人文关怀和可持续化的城市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

社会学人是学术创新的承担者，“学术资本主义”正持续引发全球高等教育的系统变革。因此加深对社会学人的理解，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范晓光首先回顾了以往研究在知识社会学视域中探讨学人及其知识实践，以社会不平等为视角探讨职业晋升、学术生产的过程和后果，以巨大的时代变迁为背景讨论中国社会学人学术实践的研究成果。其次围绕“本土化”意识与知识生产、高等教育轨迹与工作流动等议题，基于华人社会学家调查（ICSVS2022）数据和中国社会学人数据库（CSD2022）呈现实证发现，并针对如何引入计算社会科学新范式推进社会学人的社会学研究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