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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家庭、分层与不平等:70的变迁”论坛综述
        2019-08-07

 

2019 7 12 日至 14 日,中国社会学会在云南大学举办了以回溯与前瞻: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变迁为主题的学术年会。其中由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共同主办的“家庭、分层与不平等:70年的变迁”分论坛,报名人数超过了80人,收到论文摘要或发言提纲60多篇,论文全文20余篇,经过筛选后正式参会代表50人左右。论坛根据参会代表的论文提交情况,共设置了“流动、家庭与公共介入”、“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与权力关系”、“养老、育儿与照料”、“教育、教养与阶层”、“亲密关系的多元实践”、“婚姻、生育决策与性别”六个主题单元,家庭社会学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一起回顾了过去的70年里中国家庭的变迁,探讨了多元化的家庭议题。40余名发言者在1天半时间内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点评,加上旁听者每场人数爆满,提问和讨论也非常热烈。 

 

713日上午,“家庭、分层与不平等”论坛正式拉开帷幕。第一单元的发言聚焦于“流动、家庭与公共介入”,来自南开大学的杜平从夫妻性别权力入手,揭示了打工夫妻的权力博弈对于性别秩序的现实影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胡静凝同学从当地人“习以为常”的中越跨国婚姻出发,阐释了这种婚姻家庭关系背后的二元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对越南新娘的日常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的李卫东聚焦于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使用广州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迁移模式对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既存在因果效应,也存在调节效应。浙江大学的李芬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了流动人口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流留的抉择以及影响这种抉择的主要因素。上海社科院的张亮对“90后”流动青年未婚同居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同居行为与婚姻的联系。中国社科院的陈午晴提出了对中国人婚姻的公共性价值及定位的探讨,并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视角分析了公共性的介入方式,探讨了婚姻公共性的演变机制。上海社科院的刘汶蓉和中国社科院的唐灿对这一单元进行总结点评,提出了几个有待澄清的概念,如中西语境中的私密性与公共性、婚姻稳定性的指标,等;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可能的方向和思路,如对于同居和婚姻关系的现实探讨、对流动人口的迭代的考虑,等等。

第二单元的主题为“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与权力关系”,深圳大学的郑静从性别视角出发,透析婚房购买中的性别资本及其带来的性别不平等的恶心循环。上海大学的姜雨童关注户籍这一“中国特色”对婚姻选择及夫妻权力的影响,通过对“本地妻子”和“外地妻子”的比较,分析制度性区隔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影响作用。上海大学的梁小洁和四川省社科院的曾旭晖、李奕丰都关注家庭中的代际问题,梁小洁从家庭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发现家庭内部的资源更倾向于子代而非亲代,曾旭晖、李奕丰则对代际互动、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进行了类别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菊华和南京大学的吴愈晓对第二单元的思维发言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对研究方法的处理、研究问题的界定和研究结论的分寸都给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三单元聚焦于“养老、育儿与照料”,中国社科院的唐灿从阶级阶层视角对养老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从中西和历史方面对不同阶层的养老意涵和养老状况进行了综述,尤其是对于贫困的论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养老问题研究的方向所在。上海大学的王蓉以福建莆田的Y村为例,讲述了Y村的两顾婚姻模式下存在的养老问题,讨论这种婚姻模式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中山大学的钟晓慧关注到女护工的工作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指出了矛盾中存在的城乡二元矛盾本质,倡导建立城乡协调的社会照料体系。中山大学的范昕从政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儿童“照顾赤字”出现的原因,探讨了不同的儿童照顾安排及其影响。方英把大城市的0-3岁的幼儿照顾模式分为转移型、包揽型和分担型,并结合我国现实对不同的类型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育婷从家政政策法律入手,对海外家政工劳动保护政策进行梳理,并对中国家政工相关政策法律的制定提出建议。中国社科院的吴小英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肖索未对以上发言进行了相关评议,对什么才可以称之为一种养老或照料模式、一种养老或照料模式的运作及其适用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第四单元的主题为“教育、教养与阶层”,南京大学的张帆对祖代和子代之间的关系进行关注,加入了阶层的视角,聚焦于与祖辈同住这一居住安排对不同阶层与家庭结构的子代学业表现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的任春红老师整合和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中机会不平等状况的演化和内在机制,提出了理解教育阶层不平等中“质”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的李珊珊把“影子教育”与阶层和教育资源联系起来,进一步揭示了教育投入与阶层的关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刘新宇聚焦于母乳喂养方式与母职,通过对生产性母职和象征性母职的研究,揭示母乳喂养方式在阶层及其再生产中的作用。上海大学的高玉春使用扎根理论,利用微博数据对低生育现象的产生进行分析,提出了生育率下降的四个视角。中国社科院的马春华和《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杨可对这一单元进行了评议,对发言人研究工作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修改建议和方向。

第五单元的主题为“亲密关系的多元实践”,华东师范大学的魏伟特别关注了中国语境下的同志主体的表现和运作,聚焦于同志跨国生育产业,分析了中国崛起如何为这些生育实践提供了条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于志强通过对经济行为与亲密关系主体性实践的分析,发现城市年轻人同居的特征。上海社科院的刘汶蓉、李博健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详细描述了当前中国城市中产家庭代际关系的建构过程和表现特征。江苏省社科院的田林楠探究了社交媒体中介下亲密关系所发生的改变,对社交媒体实践中产生的新型亲密关系(性关系)进行了研究。上海大学的张雪松、计迎春从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出发,探究这种文化如何影响同性恋子女出柜,考察父母在不同阶段的反应以及代际张力的变化。安徽师范大学的梁鑫对男同性恋交友方式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对从“渔场”到“淘宝”的交友方式的转变进行解释。北京师范大学的肖索未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魏伟对六个主题发言发表了较有针对性的评议,对“亲密关系”的意涵进行了澄清,对这种“多元实践”所代表的视野进行了讨论。

第六单元关注“婚姻、生育决策与性别”,上海大学的康瑞在马赛克家庭的理论视角下,对青年婚姻决策问题进行了探讨,解释了上海的青年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平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张骁健关注老年单身女性的婚恋问题,分析了老年女性相亲交友的实践过程,提出浅层次的性需求是老年女性进行相亲活动的根本动因。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菊华从性别视角出发,聚焦离婚率的70年变迁过程和其中的性别差异。山东大学的王鹏关注养育子女对人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并与性别不平等联系在一起。西南大学的毕文芬分析了农村生育二孩情况及其性别结构,进一步探讨了生育二孩和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南开大学的杜平和上海大学的计迎春对这一单元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对每个发言人的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给每一位发言人都提出了可能的修改思路。

最后,论坛负责人吴小英做了总结发言,指出本届论坛参会者两个令人欣喜的特点:一是从参会代表的性别结构来看,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加入已不鲜见;二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参会人数在本论坛中将近一半,尽管一些论文或发言还比较稚嫩,但年轻人的加入带来了非常多的新鲜议题和视角,为家庭研究领域增添了活力。吴小英还针对论坛发言和讨论的内容进行了总结。首先从议题上看,基本涵盖了家庭研究的各个方面,传统议题仍占主导,如:婚姻择偶、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但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热点话题,比如养老和育儿中的照料问题、家庭教养和教育的阶层化问题、包括同性恋在内的亲密关系多元实践等等,都非常火爆,并且不仅仅停留于表层的现象描述,而是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尝试或者田野途径,比如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互联网成为生产有趣议题和田野材料的重要场所;再次,所有发言人和评议人的准备都十分用心,点评非常精彩到位,现场的讨论和交锋也令人难忘,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学术盛宴。家庭分论坛也最终获得了年会颁发的“优秀论坛组织奖”,其中一篇论文获得了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本次论坛总体来说参与度高、讨论质量高、议题丰富并专业,说明家庭研究这一领域重新火热的局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之处,主要在于发言者众而时间有限,因此无论演讲、评议还是讨论都无法充分展开;另外限于年会论坛众多、时间重叠的缘故,这次论坛参会者主要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领域的部分学者,而缺失了人类学、性别研究、老年研究等更多相关领域学者。论坛发言中契合不平等主题的论文不是很多,大多数研究仍聚焦于城市白领和中产家庭,关注农村家庭的文章较少;同时,纯理论的研究依然相对不足,只有两位发言者聚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尽管许多经验研究都在尝试提出新的概念或说法,不过总体上理论对话这一块还需要下更多功夫。这也是家庭研究想要走向更加深入和开阔,其专业共同体未来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