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不平等现象，尤其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加深对各自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国际交流合作局的鼎力支持下，于2013年7月20至21日，在贵阳召开了一场主题为“不平等与社会公正：国际比较的视野”的研讨会。这是继2012年成功在银川举办“新兴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国际比较的视野”这一论坛之后，社会学研究所第二次以分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的形式在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举办国际论坛，也为中国社会学会年会继续探索国际化办会的新形式提供了有益的新思路。

与会的专家学者，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之外，还包括了耶鲁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城市大学、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韩国首尔大学的专家学者。这里面的学者不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享有广泛的学术声誉，而且有的人还担任了较高的行政职务或学术职务，比如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霍普金斯大学本科生学院院长、韩国社会学会会长等。同时也有一批中青年的科研骨干参会。可以说这次会议不仅规格高，而且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机会。

本研讨会历时一天半，于20日下午和21日全天进行。在嘉宾致辞后，第一个半天的讨论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的主题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一共有四位发言人围绕社会变迁的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位发言的是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科学院院长Ivan Szelenyi院士。他认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方式，构成了三种不同的类型，代表了不同的方向。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方式最为有效，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第二位发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讨论了中国的社会阶级与收入不平等。他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这几年有扩大的趋势，虽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第三位发言的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力则采取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切口，他和他的合作者分析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了在这种关系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为什么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减少贫困。他们认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具体的制度环节需要做出改变。第四位发言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伏尔加分所的所长Maksim Lubianoy则探讨了俄罗斯社会自1991年以来在社会分层方面的一些变化。韩国社会学会会长CHUNG Chin-Sung对四位发言者的发言做了精彩地点评。她尤其强调，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东亚社会在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变化，而东亚的文化特性也许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被考虑到社会不平等的制造机制上来。

第二个环节的主题是“精英与不平等”。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发表了题为“中国中产阶级：社会学上的异质性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发言，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由具有不同特质的人所组成的一个概念，正是因为这些人的特质性，所以这些人在未来的政治上的行动，是不确定的。第二个发言的复旦大学的朱妍，则宣读了她与其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刘欣的共同发现。他们认为，相比于投票行为，不投票的行为更容易激烈人们的政治态度。他们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参与地方人大选举的考察，发现中产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更容易参与投票。第三个发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吕鹏博士则追踪考察了中国第一代最富有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他发现有将近50%的富豪实际上来自于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家庭，而中国富豪相对较高的大学就读率，也凸显出了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

第二天上午的研讨依然分两个环节进行。第一个环节的主题是“结构性不平等”。第一位发言的霍普金斯大学文理学院院长Katherine Newman教授认为，一个差的税收政策会使得本已恶化的经济不平等变得更糟糕，而这正是美国历史上南部地区发生的事情。通过对美国历史数据的考察，她认为南部地区的局面因为面临更糟糕的联邦和地方税收政策，而变得更加贫困。接着发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则认为，中国广泛存在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相反，再分配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在制造新的不平等。与这两位学者的批判态度不同，第三位发言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Yulia Goliusova博士则认为，俄罗斯最近几年的发展正在降低不平等，而就业率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正是最为有力的证据。

第二个环节一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田丰博士报告了他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城乡居民不管是群体之间还是群体内部的不平等都在扩大，而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而且表现在消费上。解释这种不平等必须将消费作为一个独特的机制考虑进去。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Vladimir Mukomel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介绍了俄罗斯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与此同时，大量的合法移民也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变革。最后发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朱迪博士在探讨了中国城市居民在住房上的不平等之后表示，被调查者住房拥有率低于发达国家的同龄青年，但又高于我国城镇青年的平均水平，而且已婚毕业生的住房拥有率高于发达国家同龄已婚青年的住房拥有率；有房毕业生的父母家庭背景较好、生活质量更高，体现了社会分化；父母资助情况、婚姻状态和年龄是影响住房拥有的最重要因素。

下午的讨论继续分为两个环节。在第一个环节的一开始，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叶华博士报告了他对高等教育领域中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成果。他发现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已经有了显著地改善，但是对女性来说，家庭背景的重要性比男性要更大；而在考虑中国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应该将整个职场生涯考虑在内，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看似的教育平等。第二位发言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李煜，则讨论了1978到2010年间的中国人的代际流动问题。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后，绝对的社会流动率增长显著，这主要要归功于结构性的流动。但另一方面，相对的社会流动率，则经历了一个从“飞机模式”（长时段里的较高继承率）向“潜水艇模式”（短时间内的较低继承率）的转变。

最后一个单元的三位发言者均围绕了教育不平等这个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李春玲研究员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虽然教育不平等现象有了很大地改观，但在最近的十年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依然存在，且有扩大的趋势。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Paul Attewell则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他认为美国的大学入学虽然进入渠道很多，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美国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教育体系，一是竞争体制，二是为失败者提供的“第二次机会”体系。第二次机会的存在，让一些人可以重新回到向上流动的机制中，并避免了社会冲突的激化。最后发言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Grigory Kliucharev认为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平等的机器向“大筛子”的转变过程，那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孩子（尤其是来自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比那些来自相对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接收更多的帮助。

一天半的会议最后圆满结束。与会的专家学者在期间和随后的自由发言中对这种办会方式给予了高度肯定，表示开了一个好局，大大增强了相互的了解，对进行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有了更深刻的相互理解，为今后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执笔：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