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7月20日下午两点到六点半于贵州省政协宾馆举行。论坛实际接收论文全文22篇，其中18篇论文的作者到会（一人委托）参加发言和研讨。论坛分四个单元，前三个单元都有五位发言人，第四单元有三位发言人。每位发言人有十分钟时间简介自己的研究，单元主持人兼评议人会有简短评议，轮流发言之后，每个单元都安排大约10分钟时间进行问答环节，方便交流切磋。

总体上看，论坛发言人关注的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反思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对研究当下中国社会的启发和意义。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王茂福教授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和系统两个层面做了区分，指出系统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把系统内部的个人的理性作为理解系统行动的出发点，呈现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倾向。在分析模式上，则包含了从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三种关系的分析。认为个人行动理性是一个复杂的变量，个人行动的理性程度源自于个人的主客观因素和系统层面的因素，而个人行动理性的程度又决定了系统层面的结果。

蔡伏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集中探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研究产权问题上的差异，试图以中国社会学家关于产权的经验研究为基点，透过“产权分析”这一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融合的基础和方向。与建立在“形式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产权不同，社会学强调实质论的产权，认为产权是社会性的建构，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系统之中，包括复杂的认知和实践过程，有赖于社会认可和社会性合约的达成。“产权的社会视角”对产权经济学的局限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和补充，指出现代私有产权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伴生物，不过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

王化起（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研究生）关注改革开放中农民坚持平等分配集体土地使用等权益，而不是坚持效率优先的现象。农民生计和土地使用权平等的制度设置先前已经被认定为是主要原因。该研究更明确采纳社会关系视角，并运用嵌入性概念分析小农经济，去解释为什么集体平等主义在股份合作式新集体经济阶段进一步延续。

二、对中国社会里面的现代工商业企业的社会学考察。朱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科院）运用对上海制造业企业中管理层的实地访谈资料，探讨非正式机制对工人对企业组织的忠诚度的影响，强调工人拥有两种类型的初级社会连带，对于促进员工的组织忠诚显现出不同作用和效果：包含有高层管理者甚至所有者的垂直型初级社会连带有正向作用，而仅包含普通工人的水平型初级社会连带则有负向作用。这样的结果可能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耦合”还是“脱耦”有关系。

高崇博士（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反思西方经济学主导的家族企业研究偏颇之处，以香港利丰和八珍两间公司为例，用实证材料表明，借助家族成员的专业化，提升潜在接班人选的专业知识和商业能力，比单纯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更加有益。同时，让家族内部少数有心有力的成员融资收购他人权益，掌握企业实际管理控制权，有利于延续家族的创业精神和理念，确保企业为社会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

杨云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以台北的W HOTEL为例，以意义转移模型为分析框架，对该酒店在品牌形象和意义建构上的路径和效果进行研究。发现，W HOTEL在其品牌推广过程中，直接（广告）或间接（时尚系统）地实现了品牌意义的建构，将消费文化中的“生活方式”意义转移到自身的品牌形象之中，消费者在消费实践中成功地接收了这种符号意义，通过不同仪式完成第二阶段的意义转移，成功实现了W HOTEL品牌的营销。

刘溯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采用2011年对珠三角四个地级市（东莞、顺德、中山、惠州）共207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层面研究企业采用多种转型升级措施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研究发现，产品升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贡献最显著；技术创新和实施国际化战略是企业采取有效转型升级措施的前置条件，二者同时有利于企业提升社会绩效。另外，统计结果显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二者可能相互促进。

三、商业化和市场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社会后果。张沁洁博士（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运用对广东省行业协会调查的三阶段调查数据，发现“市场化”改革前后的广东省行业协会，伴随着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改变，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行业协会间因为行政力量的介入而形成某些对立关系，而且行政等级关系被逐渐打破，呈现出相对独立和平等的竞争或合作关系。同时，市场化改革后的行业协会间关系主要呈现出同一区域内跨行业互动，以及不同区域间同一行业互动的特点，以信息交换和业务互动为主要的互动形式。

郭俊伟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透视了市场化对选举的影响，比较美国与台湾政治献金相关法规以及华人在选举中如何运用政治捐款来表达和平衡各种的人际关系。不仅制度上允许“软钱”合法流通的差序格局设计，而且从中可以看到人情世故的行为拿捏准则。

李申禹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借助问卷调查考察基督教信仰,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商业道德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综合性的调节中介分析法,发现来自西方的基督教通过儒家文化的中介，依然可以对中国商业道德的提升起到正向作用。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正面作用只适用于部分人士，例如年龄较大，管理层较高，和较为富裕的地区。

庄梅茜（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研究生）以当今的温州商业精神为研究对象，讨论温州商业精神与传统民间信仰以及市场经济的关系，并分析它对温州模式破产的影响。温州民间信仰入世、事功的特点一方面为个人追求私利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却缺乏真正的伦理道德来约束经济冲动力。其次，市场逻辑与温州本土信仰之间的微弱张力使得温州人的功利主义成为强有力的话语，使得放贷行为在市民社会中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化。禁欲精神的缺失使得经济理性凌驾于伦理道德之上，导致不少温州商人放弃实业起家，选择以高息放贷投机行为快速获利。因此，温州模式也在嬗变中以破产告终。

刘艺博士（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聚焦于劳动力市场化语境下湖南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对她们的流动状况进行动态观察，分析农村流动女性的流动境况、地位和作用以及对生育状况的影响，并试图从宏观角度和制度层面，就农村女性在流动中的生育状况提出若干思考与对策。

高婕（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助理馆员）通过对贵州黔东南地区开展乡村旅游的4个民族村寨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探讨社区参与的不同维度，除了“事务性参与”和“福利性参与”，还有“身体性参与”，旅游地居民的身体也在“一切为了旅游发展”的语境中，越来越倾向于被工具化地使用，成为“活的”旅游资源，身体的洁净度、美观度及特色化程度也日益成为居民自己关注的对象。该研究还分析了不同旅游发展模式下社区参与的特点，强调参与式乡村旅游对社区发展和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张银锋博士（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新浪微博为例，分析了借助网上平台开展微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特别对很多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实施者和监督人三位一体的现象进行讨论。

四、乡村社会如何应对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蔡磊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以京西南荆条编织专业村沿村为例，探讨村落共同体意识对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影响与规约，发现村落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密交往促成了手工技艺在村内的传播，村落能人的共同体意识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庇护，村落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手工技艺向村外扩散。乡村手工业同时也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再生产，相同劳作模式和生活节奏形成共同的信仰、知识、话语和价值观念体系，为村民共同意识的形成和相互认同提供基础。

王莎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研究生）以贵州威宁石门乡为案例，探讨如何构建参与式多元化教育，发挥多元教育的优势，提高当地人的本土知识和现代知识与能力，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摆脱贫困，提供人力资本。

杨渝东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尝试从推动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和具体实践入手，将其和当时盛行，今日势头不减的“发展”理论相勾连，来思考这场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建设运动的局限性，并希冀从中看到通过西方现代化模式来改造非西方传统社会时产生的“现代性”的种种困境。

谭贤楚（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副教授）以恩施自治州为个案，通过对现代农业的内涵及“科技化、市场化、组织专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生态化”等特征的再认识，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是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并论证了民族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路径，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整体上，论坛研讨涵盖了从理论回顾与评析到不同分支领域的实证研究，实现了论坛的宗旨和目标。尤其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特别祝贺朱妍的论文从1200余篇论文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论坛负责人：刘志军 高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