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1日，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人口所）主办的“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和论坛”在贵州政协宾馆301会议室顺利召开。本论坛围绕大会“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主旨，以流动人口为切入口，探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若干问题，包括社会融和、公民权益与政策变革等。

1、 社会融合。

与会的学者们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研究视角上，既有宏观的顶层研究，也有具体的分类研究；既有整体研究，也有区域研究。

侯亚非从宏观上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进行了思考，着眼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审视我国的农民工问题，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最初的“二等公民”的形象，这与我国制度和政策的变迁是一致的。周皓以户籍制度为切入点，分析制度安排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将户籍制度再分解到管理制度和服务制度做探讨，并提出受教育水平对社会融合的直接或间接效应，同时指出社会融合的方向，承认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结构的影响。张晨对城市化进程中外来“新移民”在社区融入过程中的困境以及如何消解进行了详细的论说。

在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的研究方法上，不仅有精彩的理论和概念论证，也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来自上海的两位学生任春红、李春南就是运用定量的方法，通过具体的指标测量结果对社会融入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李春南的研究既是定量研究的典型，也是非常具有人类学特点的一个选题。作者是以打工者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作者选择了由收入微薄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人所自发组成的草根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制度和价值两个层面剖析弱势打工群体如何通过投入公益事业表达对于实现城市化的希望，最后指出草根组织发展的困难和挑战；任春红认为社会距离是社会稳定或社会问题的预警，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观社会距离反映了社会融入及市民化和城市化的水平，社会距离越大，社会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越低。作者运用数据来源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设，通过建立模型和回归分析结果，论证了主观社会距离的生成效应。

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对象更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包括农民工、白领、留学生等群体。宋智勇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涵、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及测量标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以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等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认为应从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群体四个层面来推动。杨黎源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文章主要包括社会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合具体包括哪六个方面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市民化发展的问题。陶诚以上海本地人与新白领的交往密度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方式，对他们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的研究，进而发现新白领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林易以非常独特的国际视野研究太过华人留学生的社会融合问题，作者的基本研究是影响留学生社会融合的因素有哪些，什么人更愿意也更可能融入当地社会。从定性与定量研究中，作者发现中国留学生并没有太大的融入压力，也并没有试图在文化上融入当地社会，特别是宗教；而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毕业之后的去留则会影响到学生的社会融入。

2、政府政策与公民权益。

与会学者还从社会政策、司法、就业歧视等方面对城市流动人口展开了研究。黄晨熹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社会政策发展阶段入手，在评析其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针对外来人口特征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外来人口政策的对策建议。尹德挺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探讨人口有序管理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及可能性。张展新从宏观的制度与社会政策角度指出，社会政策转型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户口的意义，特别是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的意义在下降。但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仍不完整，仍需提高社会政策的包容性。

李汉宗则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网络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差序格局的断裂与新市民的社会关系的转型、重建对人们的合作方式、信任取向、行动原则的重要影响以及对制度体系的新要求。胡玉萍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通过回顾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着重分析北京在落实教育政策时的两难及相应的建议。史焱的研究则聚焦于流动人口的诉讼权益保护，通过对流动人口犯罪与本地人口犯罪实施逮捕措施的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罪犯在刑事司法中的弱者地位。刘唐宇紧抓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负面效应及现状，并从个体、政府和社会三个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策建议。

综上看来，论坛中学者的研究仍是以社会融合的定量研究为主，多站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单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未必是适合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发展乡村产业，吸引农村流动人口回乡就业，也不失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条道路。如何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化解庞大的流动人口带来的诸多问题，未来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大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