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承办的“家庭政策——国际视野的启示和中国实践”分论坛于7月15日在银川宁丰宾馆201会议室召开。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32篇， 其中16篇论文分为4个单元在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与会者围绕家庭政策，参照他国经验，立足中国现实，就如何帮助和支持家庭，巩固家庭稳定性、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研究如何从国际经验中汲取养分，从他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过程来观照中国家庭政策的目标、制定和实施是本论坛的主旨。哈尔滨师范大学郑杨副教授通过对瑞典、法国和中国的育儿政策进行比较，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家庭政策都旨在解决本国某个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比如瑞典的家庭政策旨在提高女性就业率，法国的家庭政策旨在提高人口生育率，而中国的家庭政策则聚焦于降低人口出生率。通过对中国人口红利的不可持续趋势分析，郑杨指出，当前中国主要依赖亲属网络（主要指祖辈）来维系女性就业和儿童抚育的模式并不可持续，国家仍需从现代家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功能转型，以及社会性别平等的视角来思考育儿责任在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分担，超越当前社会政策制定仅以“为减轻国家或企业的社会负担而强调家庭责任”为唯一考量维度的现状。浙江工商大学的张敏杰教授通过全面回顾和梳理德国自魏玛时代到东西德统一后的家庭政策，指出虽然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的家庭政策有很大差异，但在当前德国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劳动力人口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德国家庭政策被视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福利政策来加强对于家庭的各项支持，使家庭的经济功能、情感功能、抗风险能力等得到增强，才能推动家庭服务于国家利益。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徐琼副教授，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出发，以日本老年人的居家护理制度为例，分析了如何挖掘家庭和社区自身优势以弥补老年人照料的正式服务资源不足。在评论和讨论阶段，与会者对中国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能照搬照抄他国的政策，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家庭巨大的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的现实，家庭政策到底该如何定位、其核心内容该如何设置，其管理和实施机构的设置都亟待进一步讨论。

其次，多数研究以实证资料为基础，关注中国的家庭结构、生命周期以及家庭价值的变迁，分析家庭政策制定的对象和基础环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福林副教授利用全国五普资料，分析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和住房条件等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南开大学的吴帆副教授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2009年的数据，对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的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制定针对空巢家庭增多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在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就中国空巢家庭的界定和操作化测量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将最后一个子女目前不在家视作父母进入空巢阶段值得商榷。现实生活中子女大学毕业以及外出打工、参军后很有可能又回到父母身边生活，成家后有的会与父母组成主干家庭，有的可能会与父母分开居住，但当孙子女出生后又很有可能住在一起，当孙子女长大后父母与子女又再次分开，到了父母年老失能或丧偶后又与子女住在一起。所以，独生子女家庭的生命周期比理论上的“形成—扩展—稳定—空巢—解体”过程要复杂得多，“空巢”的涵义也与西方家庭不同，文章所得出的60年代出生的被访平均44岁、子女平均17岁就进入空巢家庭等结论似不符合实际。因此，在判断空巢家庭的比例和社会后果时仍须十分谨慎。河北农业大学的董金秋副教授基于一项河北省保定市518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讨论了家庭在未来的稳定性。董教授的论文设计有鲜明的创新，但也引发了与会者关于研究目标与测量指标的一致性、对既有量表如何改良等研究学术规范问题的热烈讨论。上海社科院的徐安琪研究员在使用一项上海和兰州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辅助其他一些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并与美国2000年后的全国调查数据相比较，分析了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现状，批判了在理解家庭价值观变迁上通常采用的传统与现代、正确与错误、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简单二分法，建议将家庭价值观分为核心价值观（具有跨历史和跨国界的特征）和一般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和随时代发展而改变的特征）进行分析。上海社科院的张亮助理研究员比较了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婚后不育的宽容度、意愿、终身不育和晚育行为等几个指标的分析，揭示了虽然晚育和不育现象在世界范围有所增加，但从比例上看在任何国家还都是少数，而中国的终生不育比例则更低且没有上升趋势，因此，中国丁克家庭规模扩大的预言并无现实依据。

第三，部分研究者侧重对家庭变迁趋势的总体判断和家庭政策总体发展思路的探讨。河南社科院的周全德研究员和安徽社科院的顾辉助理研究员都对中国家庭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和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向进行了概括性的思考和建议；上海社科院的徐浙宁副研究员从如何促进上海家庭生活生存、代际发展与更替和社会适应三种能力的角度提出了制定相关家庭政策的建议；南京大学的陈友华教授和祝西冰博士研究生则从法律与家庭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应从调整最低结婚年龄、家庭财产分割和离婚手续等方面来完善婚姻法，使之促进家庭的发展。除了对家庭政策总体发展思路的探讨之外，与会者还对具体的家庭政策介入家庭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如何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如何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减少家庭暴力等等。其中，中国社科院的张翼研究员以家庭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不同阶级阶层发生家庭暴力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社会阶层地位和家庭结构的变动对家庭暴力发生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大家对家庭冷暴力的界定和政策干预可能性的讨论。

总体来说，本次论坛讨论主题集中且热烈，与会的家庭研究者和社会工作人员普遍认为，家庭不应该仅被视为个人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改革的“减震器”，还应该被视为预防社会问题发生、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阵地。从中国目前的家庭压力和国家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家庭政策研究该聚焦于研究如何削减儿童教育和发展机遇的不平等，如何促进人口质量和性别结构合理化，以及如何减轻女性家庭照料责任以促进劳动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但如张翼研究员所言，研究家庭政策的设计理念固然重要，但研究如何操作也非常重要，在政策设计之初就要想到如何执行，操作化本身也应该是设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