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4—15日，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在宁夏银川召开。年会设置了37个分论坛，其中，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于7月15日召开。论坛同时由广东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和大连海洋大学协办。论坛收到论文46篇，23位专家做专题发言。论坛包括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海洋文化与海洋民俗、海洋群体与渔村社会以及海洋管理四个单元。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理事长、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社会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崔凤教授致欢迎词。崔教授还就本届年会的筹备进程、海洋社会学新近发展情况进行了说明。随后，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台湾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和福建省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

一、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敏教授做了题为《面向海洋时代：近现代史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学之未来》的特邀发言。他认为，在近现代直到当代的中国学术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两大关系的纠结，一是“古�今”（传统�现代）关系，二是“中�西”（中国与西方）关系。中国社会学是在中国社会步入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启动的，而社会学也是“古�今”与“中�西”两大关系的相互交汇、彼此推动的重要集合地。正是在“古�今”关系与“中�西”关系的视阈中，“面向海洋”对于中国社会学具有了特别广阔而深邃的意涵。杨敏教授最后指出，面向海洋时代的中国社会学需要长远思考和持续经略。

广东省社会学会会长范英研究员在题为《关于逐步完善海洋社会学的若干思考》的发言中指出，今后要逐步完善海洋社会学，必须以近十年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基础。他提出了五个“进一步”的见解：进一步全面认识和把握社会学既有理论与方法，指导海洋社会学的探索不变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社会学之外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促进海洋社会学不断创新；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海洋学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和有益养分，使海洋社会学丰满起来；进一步开展海洋社会各相关专题的调查研究，支撑海洋社会学的现有体系架构；进一步把现有海洋社会学体系逐步夯实，充分发挥它在和谐海洋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他还以“小社会”与“大社会”、“小世界”与“大世界”的视角，论述了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问题。

中国海洋大学的王书明教授在题为《海洋空间建设中的社会力量》的发言中，对斯坦伯格的《海洋空间的社会建构》一书进行了述评。研究认为，在后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海洋空间包括港口、沿海、近海水域、专属经济区、深海海底等空间建设中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他向我们展示了海洋空间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及其在海洋空间建设中的作用。王书明教授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情况，分析了其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认为海洋空间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他认为，现有的海洋空间的管理制度既是对社会制度的扩展，又是对社会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随后，青年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专题发言。上海海洋大学的李国军博士在题为《海洋人力资源供给约束探析》的发言中，对影响海洋人力资源供给的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浙江海洋学院的王礼鹏在题为《论“海洋社会”及其在中国的探讨》的发言中认为，“海洋社会”既是一个新的概念，又是一个新的理念。它既是对“陆地社会”的反思，又是对“陆地社会”的超越。

上海海洋大学的吴永红博士在《区域性海洋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工作干预》认为，在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大背景下，各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的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以传统渔业为主要产业的渔村社区、海港社区等区域性海洋社会的转型。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海洋社区社会需求结构的分化：社会普遍性公共需求和个性化的公共需求。面对这些具有独特地域性特征的挑战，在海洋社区建设中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社会工作的队伍、社会工作的方法，对于区域性海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海洋大学的陈涛博士在《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中梳理了美国社会学界在海洋溢油领域的研究。他认为，海洋溢油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凸显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海洋溢油不仅会产生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影响，也会产生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他将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三个解剖维度，探讨了溢油事件的社会根源、社会文化影响、心理影响及其康复以及权力博弈等议题。他认为，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追踪性和深入性。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中国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社会学界需要增加学术自觉意识，积极扭转海洋溢油事件中社会学话语体系缺失的局面。

二、海洋文化与海洋民俗

广东海洋大学的张开城教授在《中华海洋文化特质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华海洋文化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发展模式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中华海洋文化的特质凸显中华文化“和”的理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六个方面——“协和万邦”、“四海”一家；海纳百川、包容宽恕；海外海内、安分守己；以海比德、博大恢宏；敬海谢洋、人海和谐；刚毅无畏、开拓探索。张开城教授指出，不能认为西方文化就是海洋文化，中国文化就是大陆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历史上就具有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内敛文化与开放文化或曰长城文化与码头文化兼有兼容、互补互动的二元结构和发展机制。

福建省委党校的林星教授在题为《郑成功妻子董友的女性生活史研究》的发言中指出，在郑成功家族人物研究中，女性群体往往为人忽视，而且极少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探讨。郑成功的妻子董友是郑成功家族女性群体中拥有比较完整的女性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她是尽职的儿媳，辅佐丈夫的贤妻，孜孜不倦教诲孩子的良母和严母，还是参与郑氏政权第三代继承者之争的祖母，承担了作为女儿、妻子、儿媳、母亲、祖母的多重角色。从郑成功妻子董友的人生经历来看，女性在历史戏剧里仍然扮演了特定的长期的甚至是重要的角色。

广东海洋大学的盛清才教授在《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发言中指出，建设海洋法治文化是“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为此，各地必须强化领导，多措并举，强力推进。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形式演绎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活话剧；坚持“五结合”、“三强化”、“一融进”，积极探索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新路子；完善海洋立法, 严格海洋执法，公正海洋司法，以行业创建促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城乡动员，全民共建，众人给力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繁荣海洋法治文艺，重视海洋法治理论研究；创新考评，政绩挂钩，确保“两手抓”举措落到实处。

中国海洋大学的马勇教授在题为《基于人海关系认识的海洋教育论》的发言中指出，以往的对人海关系的考察过多强调了以生产力为主线的人海的经济联系，缺少对人海关系系统的认识与把握。而当代人海关系系统主要由“人—海”的自然关系与“人—海”的社会关系所组成，前者主要指“人—海”的生态关系，后者包含“人—海”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伦理关系、军事关系、法律关系等。

上海海洋大学的宁波副研究员在《关于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特征比较的再认识》中驳斥了“大陆文化比较保守，海洋文化比较开放”的观点。他认为，大陆文化不应简单地等同于保守，海洋文化也并非开放的代名词。大陆文化孕育了人类文明，其主旋律是开放而进取的。海洋文化在历史上也不乏保守的内容。事实上，一种文化是否保守，其根源在于是否形成特权文化，与是否大陆文化还是海洋文化无关。当前发展海洋经济，不应将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对立，而应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实现“人海和谐”发展，需要积极构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实现互惠共赢，与时俱进。

中国海洋大学的季岸先博士在《刍议<庄子>海洋意象及其当代教育价值》的发言中认为，“意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而《庄子》对意象早有关注。《庄子》蕴含着渊深、博大、顺任、盈虚、隐逸等十分深刻的海洋意象，这些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精神、抱朴之品格与守真之节操，有助于青年学生领会淡泊以明志与宁静以致远的人文情怀，有助于青年学生懂得欣赏天地之大美与宇宙之大化流行，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

宁波大学的白斌博士在《古代浙江海洋渔业税收研究》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海洋渔业管理体现在赋税征收方面。他以浙江为例，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渔业税收变化历程。研究发现，浙江海洋渔业税收始于唐代的海鲜土贡。宋代浙江海洋渔业税收在土贡减少的同时，增加了涂税和征收海产品的商税。元朝朝廷开始在浙江征收鱼课，其由地方税课司和河泊所分别征收的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明清时期，朝廷开征渔船税，府县开征牌照税。晚清浙江海洋渔业税制的变化则是渔业现代化的先兆。

三、海洋群体与渔村社会

上海海洋大学的韩兴勇教授在《海洋渔村社会的形成过程探讨》一文中认为，渔民是构成海洋社会的主体人群。因为和其它从事涉海产业的群体相比较，渔民不仅有包括人海关系、人海互动、涉海生产所发生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关系中还有渔民的家庭婚姻关系，这是其他涉海产业或者涉海群体所没有的社会关系和属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和属性，才产生了丰富的海洋民俗文化，以及智慧的海洋思想。

中国海洋大学的同春芬教授在《当前我国渔民家庭收入结构特点及问题初探》一文中指出，随着海洋水域污染的加剧，柴油等渔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我国渔民的收入结构虽然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在总体上徘徊不前。其增长速度低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差距逐渐拉大，且表现出收入来源单一，经营性收入尤其是渔业经营性收入过高，转移性收入中的保障性收入过少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渔民生活风险系数增大，社会保障缺失，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呈现下降趋势，社会排斥日益显现，渔民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同春芬教授最后指出，尽快改善渔民家庭收入结构，提高渔民社会保障性收入，在保证渔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提高收入水平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浙江海洋学院的王建友副教授在《中国“三渔”问题的突围之途》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我国正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从实现海洋利用可持续，化解“三渔”问题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渔业问题的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问题的本质是渔民的过溺化而无法实现现代化转型，渔村问题的本质是渔村过疏化。化解“三渔”问题应当从建设和谐海洋社会方面，特别是应着力通过现代渔业转型、渔村再生重生及渔民市民化的现代性转型等系统性思路来解决。

中国海洋大学的宋宁而博士在《社会变迁：日本漂海民群体的研究视角》日本漂海民群体因其作为海洋社会群体的典型性而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漂海民由于终年居于船上这一特殊的生活形态而形成了特殊的海洋社会群体，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受到更少的约束，虽然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和底层，但也因此获得了更为自由的活动空间，使他们得以在时代的变迁中灵活地转变自身的角色，虽然人数很少，但却足以成为不同时代中社会变化准确的风向标。日本学界采取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漂海民群体的定义、特点以及群体产生发展的社会条件进行了系统、客观的阐释，为我国海洋群体研究、海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上海海洋大学的姜地忠博士在《失海渔民发展资源的多重衰竭与渔区社会基础的振兴》中指出，解决失海渔民困境的现有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其原因在于，失海渔民面临着渔业资源衰竭综合症，理性人力资本微薄，感性人力资本失效，社会资本匮乏单一，观念意识保守僵化等发展资源的多重衰竭。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失海渔民发展资源的多重衰竭问题，应通过提升失海渔民的客观性人力资本，激发他们的主观性人力资本，拓展他们的社会资本，以及推动他们观念意识的理性化等方式振兴渔区的社会基础。

四、海洋管理

台湾海洋大学的助理教授林谷蓉研究了台湾渔会组织的治理问题。她认为，因应全球化的挑战，机构组织的变革与改造已是一种趋势。她梳理了渔会组织、任务与功能，继而说明课责的内涵及其在机关组织的运作发展，并依循Romzek & Dubnick 的“科层式、法律式、政治式、专业式”四种课责类型探讨现行渔会组织与运作的问题，最后从公法人、公司化及非政府组织等三种模式中，讨论目前渔会组织改革之可能选择途径与课责方式，期使渔会健全运作并恒续发展。

上海海洋大学李强华副教授在《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一文中指出，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发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海权战略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辛亥革命之际。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这一分野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海战中的受挫。中国要想走向海洋强国离不开对近代海权战略的全面反思，通过中日近代海权战略的比较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广东海洋大学汪树民副教授在《中国成长的烦恼——南海问题的困境与出路》中认为，（1）中国海洋战略“走出去”与南海主权迟迟未能解决之间的矛盾；（2）“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与有关国家不遵守之间的矛盾；（3）“与邻为伴，与邻为善”方针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潜伏忧虑之间的矛盾；（4）主权争议留待未来解决与各国相继争夺南海资源、时不我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四组矛盾，看来中国方面现在还缺乏思想准备。

在该单元的专题发言中，浙江海洋学院黄建钢教授发表了《猜想“海洋文化”》演讲，梳理了海洋文化的概念发展以及东西方海洋文化的区别。浙江海洋学院的于淑文教授在《海洋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研究初探》中探讨了海洋污染及其治理问题。

在中国社会学会闭幕式上，宋林飞会长指出，社会学界需要重点加强社会管理研究、现代化研究、网络社会学研究、海洋社会学研究、西部社会学研究。由此表明，海洋社会学这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在逐渐受到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但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话语建构，根本而言还是取决于学术研究的深度。正如崔凤教授在海洋社会学论坛闭幕式上一再强调的那样：“海洋社会学若想不被主流社会学边缘化、若想获得更为快速健康的发展，必须重视以下两点：一是必须要加强社会学学科意识，二是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需要加强调查研究。”只有坚持并加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以及经验研究，海洋社会学才能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也才能在主流社会学那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唯有如此，海洋社会学才可能在“海洋时代”里发出最强音。

（陈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