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研究的方法自觉
近15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已成长为学术界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大陆学者的努力主要致力于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可以肯定本论坛中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颇具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基于对男女两性管理者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企业管理中存在着一种关怀伦理，体现在她们对于亲情的关注、对于团队的重视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中，它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关怀伦理因被以女性气质命名而具有区隔性别或等级化的特性，成为不重要的或为男性管理者所排斥的，也就无法成为积极的管理经验。那么如何为女性以情感为纽带建立起的社会关系以“正名”呢？佟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提出唯有打破命名机制，才能有效重建知识。佟新根据文格拉夫的观点总结认为从深度访谈到实现理解人们的意义世界至少要有四个步骤或内容：一是访谈者和被访者的共同作用产生的谈话文本，这里既有访谈者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又有被访者自由的、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叙述；二是叙述的事实；三是回到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世界来解释故事；四是进行社会学的解释。她表示在深度访谈中出现的困境就是被访者的表达困境或词不达意和研究者进行社会学解释时出现概念缺失或命名困境。对此王金玲发起讨论，重建知识的路径是选择重新命名“关怀伦理”这一概念，还是选择重新命名使用此概念者的身份呢？大家一致认为二者同时都需要！此外对于如何选择访谈样本和实施访谈技巧大家也泰伦激烈。总结而言，进行深度访谈的方法论讨论正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知识生产，性别视角致力于克服性别气质的刻板化对知识生产的阻碍作用。
浙江师范大学许放明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考察男女地位关系，并探讨女性的应对。文章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体现了两性逐步走向平等的过程：现代女性通过家庭经营的“效率共享”原理，提升了家庭地位；两性平等的制度文本不断地健全和完善，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领域由于社会组织追求效率，国家支持社会组织追求效率，从而女性地位有下降的趋势。鉴于此，他提出女性的现实应对明智之举就是在家庭领域要进一步争取家庭主导地位，实现“能者”原则的家庭分工；在公共领域女性要依靠制度文本和妇联组织，武装公共领域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争取两性平等。对此徐安琪回应认为，两性平等的制度文本只起到宣传作用，发展性别平等关键之处在于领导层要有社会性别意识，此观点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佟新现身说法指出，现在女性成才易出来难，皆源于制度不合理，人才发展战略中的人才结构发展不均衡！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张文霞从性别视角研究了科学政策，提出一个基本假设认为不平等在科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文章基于量化的数据，也尝试结合质性的方法分别从性别、主观态度、家庭、社会参与、传统价值观和政策设计等角度来看女性的弱势特性和独特需求，探讨科学政策对女性的支持和特殊政策是否必要，与会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浙江师范大学法林晓珊的文章梳理性别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理论、方法两方面的自觉反思和本土化、主流化、学科化三个层面的追寻，大致勾勒出了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在近15年的发展概况。具体来说，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就是深刻反思社会学理论本身可能是支持性别统治和男性霸权的基础，中国学者自觉的理论意识就是要走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阴影、父权制社会的男性霸权和传统研究的性别盲点，让知识生产与话语权力制度化、合法化；而方法论的自觉将指导理论发展，其途径即是关注本土生活情境和女性自身的生活经验，打破定性和定量两分法，整合女性主义方法论，倡导女性主义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更多“建设性的反思”和争论将指导女性研究未来的发展道路。在徐安琪进一步追问下，15年来中国女性研究的到底存在何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林晓珊认为妇女/性别社会学在近15年来浮现出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轨迹并不是说这门学科已经完全达到了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境地，例如量化分析在女性研究中被忽视就是问题之一。
二、底层研究的学者立场与当事人立场
性别研究关注和倾听底层弱势人群的声音，但是反对学者有意无意中使用的“强奸式研究”，尊重当事人的立场和逻辑，零价值判断和提供帮助并不矛盾。
浙江社会科学院王金玲的文章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以诠释学的分析方法解读对性工作者的访谈资料，总结出性服务妇女六个服务选择原则和三个实现自尊的策略。在她的文章中，王金玲拒绝使用“妓女”之类带有价值判断的词汇，而选择用性服务妇女和性消费男子之类中性词汇指代这一人群，而大胆使用“捡拾和安放”这样略带文学色彩的词汇，既是准确表达性服务妇女经验的需要，也是对男性主导的话语结构和价值判断的挑战。王金玲的研究挣脱了“他者”的桎梏，跨越了主流思维的局限，以当事人的眼睛，认识到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有一定的自我决定权/自我选择空间，而这一基于个人意愿和主体性的选择，也使得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有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当这种自尊的私人体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呈现时，研究者首先要意识到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然后将“自尊的私人体验” 置于分析焦点，我们可以把握自尊的本质。由此自尊的研究落地成为对日常生活的探讨，必将深化为对个人的非公共/公开的自我心理的探索。因此文章认为性服务对某些性服务妇女而言内蕴着某种自尊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任何他人对于当事人“自尊”的评判或多或少都具有强权的含义，而当事人将成为自己自尊与否或多少的裁判。
上海社科院缪佳的文章基于2806份调查问卷和76个深度访谈，从性别和权力的视角探讨了娱乐服务业女性基本权利被忽视给深入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带来的障碍。研究指出提供信息的艾滋病干预活动并不能达到切实降低娱乐服务业女性疾病感染风险的目的，性别不平等和商业性交易的违法性使她们难以坚持在性活动中保护自己，导致生存权和健康权等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商业性交易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被消灭，并且数量不可忽视，说明商业性交易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充当了一定的组成部件（不管理论上如何否认她们的合理性）。这就需要将她们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她们的权利和利益，在这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民间草根组织的作用。缪佳的发言引发大家对商业性服务存留的政府作为的讨论，以及对王金玲提出的性消费男子“情感消费第一、性消费第二”观点的争议；而更多关注点集中在如何接近和访谈特殊人群，如性工作者，缪佳和王金玲等人的一致观点认为，首先要给予对象以人的起码尊重，其次是以当事人立场全新解读私人话语。
福建省委党校研究员周玉的文章以干部群体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为例，对其中存在的“制度结构”因素（如法律、政策、规章等）和“非制度结构”因素（如如社会网络等）进行分析，提出争取良好的社会网络支持，建构有利的“非制度结构”，有助于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中避免劣势，争取和男性平等的机会。日本东京都大学的王岩就女性如何建构社会网络提问引发大家的思考，周玉坦言某些女干部“社会历炼少，难以获得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是其难以在职场上独担一面和摆脱“副职”困扰的重要原因。相反，那些职场表现优秀的女性一般都善于处理工作关系，拥有充沛的社会支持。有亲和力、善于“借力”体现了女性的智慧，因此较高的“业缘情商”和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女性在职场上成功的秘密武器。
三、话语、文本与性别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性别研究就开始广泛关注话语和文本分析，认为其中存在很普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从本论坛的相关研究来看，话语和文本依旧是关注重点，但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体现在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使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安琪的文章资料基于2008年初在上海和兰州城乡以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完成的“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庭价值观变迁研究”的调查。在对亲密伴侣（即目前有婚姻关系和异性同居关系）权力各种测量进行比较和反思的基础上，以“总体上讲谁在家中更有决定权”作因变量，并将资源假说、文化规范分析、婚姻依赖和满足理论以及权力实施过程操作化为多维度的解释变量。通过以亲密伴侣权力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综合模型的分析显示，基本证实了资源假说、文化规范解释、相对的爱和需求理论、权力实施过程所具有的净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伴侣间的教育、收入等社会经济资源未呈显著性，为家庭付出更多、持家能力强和亲属支持多的被访有更多的决策权。依赖和需要婚姻的一方更愿意放弃家庭权力。当地的亚文化和文化规范对婚姻权力有显著影响。但有更多家庭权力的一方未必对自己在家庭中的性别平等表示满意，是个人自主权利而不是相对权力对性别平等满意感有预测作用。她的文章在变量选择和结论上都有突破，通常认为的教育、收入深深影响个人家庭权利的因素未呈显著性引发大量讨论，徐安琪认为这是由于对解释模型中的相关概念和变量作了改进有关，不同指标受性别分工和权重的制约以及一些指标是否反映了权力的内涵都是现在多维指标测量家庭权力的缺陷，结论与现实的差距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需做更深入研究来完善研究模型。
华中科技大学李光玲以社会性别的视角，使用关键词编码的方法将《父母必读》杂志31年父母主题的文本量化，达到分门别类和方便检索的目的，在频数统计和交互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本内容的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980—2010年间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和转型，社会对父母角色的期待既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也随社会分工、女性就业及价值文化、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的衍变而变化。文本呈现的父母角色理想经历了80年代的为国教子、以德育人，90年代的父母孩子共同发展和新千年的父母角色去性别化发展趋势，最大的变化是母亲身份不必全职，父亲参与范围逐步扩大；但是母亲的再现比例一直高于父亲，对母职的强调和父亲参与的高调倡导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仍在延续。会上大家就如何给文章编码，以及后期分析中如何将定量与定性方法结合展开交流，对953篇文章进行编码和解读是个浩大工程，描述好文本呈现的时代特征本身就具有价值。
四、研究实践中的方法论考量
性别研究理论指导研究实践。在本次论坛上，研究者们无论对城镇市民还是对农民工、水电移民或者基督信徒的关注，性别视角的加入都使的社会问题通常被忽视的一面凸显出来。
浙江师范大学许涛的文章使用1988年和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户抽样调查数据，对改革以来城镇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进行实证分析。他指出1988-2002年间的有关两性收入差距的研究各人因数据不同而未得出一致结论，更关键的是这些研究未分企业性质和职业群体，也未完整描述两性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鉴于此他采用谢宇和Shauman模型来分析工资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男女收入之间的总体差距在扩大，但是国有单位的女性相对于非国有单位的女性而言，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更少，与男性收入的差距较小；对4类职业群体的研究显示在较高地位的职业和较低地位的职业，男女性比收入差距是一致扩大的，而在中间地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和办事员群体，他们中间的男女收入差距则是先下降后再上升的。最后对不同时期男女收入差距的分析发现，不论在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性别歧视和其它未知变量对男女收入差距的解释力上升非常快，行业和年龄超越结构性因素和教育文化程度成为最重要的变量，这表明收入差距主要是在性别歧视上升和结构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许涛文章的结论大家没有争议，只是在纳入模型的变量上建议考虑市场因素，以便更多维地考虑两性收入差距问题。
河海大学秦群、韩振燕和施国庆以乌江洪家渡水电站为例，研究了水电移民婚出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而水电移民婚出妇女移民人口问题，其实质是承包土地补偿权益问题。实地的研究结合与水电移民安置补偿测算模型的对比发现，移民妇女婚出后土地权益缺失；进一步对“人平法”、土地制度等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婚出妇女土地补偿方法、认定婚出妇女为特殊移民、完善移民政策法规、坚持长期补偿机制等相应的保障方案和政策建议，以保障移民的可持续生活，符合移民个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王金玲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是性别盲点还是性别歧视提问施国庆，施在分析指出由于对库区移民的概念界定，导致婚出妇女没有土地权而婚入妇女有，说明这是政策制定者性别盲点使然，而性别歧视更多带有明知故犯的意味。
福州师范大学罗小锋关注到农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普遍性，由此追问农民夫妻共同流动会否对家庭中的两性关系造成影响以及造成了什么影响？原因是什么？他反思到已有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多以女性视角预设农民工家庭的性别关系是不平等的，多少存在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以及在二元论的影响下认为男女两性关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看不到两性合作的一面等等。鉴于此，罗小锋以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访谈34个农民工家庭，研究发现，农民夫妻共同外出后，夫妻间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平等关系复制到了城市。平等关系得以延续的原因如下：首先，夫妻间能力的接近是农民工夫妻能从事相似的职业；其次，丈夫们对妻子的尊重与体贴提高了后者的平等感；第三，家庭取向的农民工夫妻实行的关系取向的交换，这种交换重视夫妻关系的和谐以及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农民工夫妻实行家庭取向的资源管理模式。但是农民工夫妻是家庭取向的，他们追求的不是西方性别理论中所强调的个体的权利，而是对家庭义务的平等。罗的研究结论得到与会者的欣赏和赞同，但是有些学者提问夫妻平等关系如何测量？是否考虑到访谈对象有意掩饰真相的可能？对此罗小锋回应认为平等关系既有量化的客观指标可参考，也会加入深度访谈中当事人的主观标准；至于访谈的信度问题，由于都是对亲朋的访谈，研究者易于取得信任，也能大致判断真假。
上海大学李鹏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特点出发，通过个人生活史来考察基督教与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一方面基督教“攀附”于亲属来传播，另一个方面基督教也尝试“逃离”亲属，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组织系统，把他们的关系简单的归纳为“嵌入”、“建构”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情，这种“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只有放在具体情景中才能阐释女性在基督教中的作用和处境。因此文章呼吁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不能照搬西方的学术话语，应注意“在地化”的解释。
除了上述议题在主题报告中引发大讨论，本次论坛收集的其他文章也方法和理论上体现了我们的本土化和自觉化尝试，例如：华中科技大学郑丹丹归纳了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并阐述了这些方法原则的具体运用技巧。首先以性别视角分析日常生活中被当做理所当然的点点滴滴，即培养性别敏感性和将平凡生活“问题化”，抓住那些悖理的事件和冲突往往成就一项选题。鉴于在公私领域中女性弱势地位被淡化的现象，作者提出从“适应性偏好”来发现女性弱势的事实；结构大事件的衡量标准和容纳并展示女性经验的支离破碎是作者践行的如何在研究中纳入女性经验的做法。最后，作者指出性别研究要关注语言，检视该概念的性别意涵，通过对语言本义的深入挖掘结构原有概念，以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原则建构新的概念。
天津师范大学王向贤关注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变化，但是还没有将男性工当做有性别的人来研究的，因此他通过对两部关于下岗前后男性工人的记录片和一部访谈录，从男性研究的角度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男性工人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在于研究被政权称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大型国有企业男性工人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形成的，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政权、阶级、性别、单位制、代际关系等是如何交织互动的。研究显示三十多年来男性工人由主人翁变成下岗工人，其男性身份的男性气质收到了重创。
浙江师范大学叶晖关注到女性和少数民族很少有机会在以男性语言为主导的媒体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为了改变女性群体在媒体中面临的“从语言符号中消失” 的困境，主张通过女性的自我拯救、重塑制媒者的性别视角、强化媒介监管者的社会责任和完善媒介组织的自律机制等对策来重建大众传媒中的女性话语权力并最终完成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广西师范大学肖富群利用对江苏、四川两省1206名农村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探讨独生子女政策能否增进农村子女的教育性别平等这一问题。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政策能增加农村子女享有家庭教育资源的份额，增进农村子女的教育性别平等，是建构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平等关系的重要引擎。
最后，本论坛负责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王金玲做了本论坛的总结发言。她认为，在社会学年会上已举办了五届性别论坛，现实表明，中国的性别研究已经走到了“自觉”的层面，包括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她认为，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一，学科空间，即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本学科内进行性别研究，社会性别作为20世纪末备受关注的分析视角无论对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研究，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第二，妇女+本土立场。即中国的性别研究应强调本研究领域中弱势性别的立场，尤其是在大多数领域作为弱势性别群体的妇女的立场，以及加强本土化的努力，学者应关注本土生活情境和弱势性别群体自身的生活经验的重要意义；第三，社会关怀。即性别研究既要解构更要建构，学者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研究的社会效用，应努力进入政策导向的层面，凸显社会学应有的社会关怀。
参与本次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在自己的领域中纳入性别视角，使用定性或定量或二者结合的方法研究各具特色的议题，并在性别议题的内容讨论中处处彰显着对方法论的思考，虽然争论多于结论，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成果交流中，打开了视野，为将来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本次年会上，本论坛提交的王金玲的论文《认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对性服务妇女服务选择的一种理解》、徐安琪的论文《亲密伴侣权力及其对性别平等感的影响机制探讨》获得评审专家的好评，分获一、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