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应用社会学与心理学系承办的中国社会学年会“情感社会学与社会建设”论坛于
一、情感的社会学研究
该领域主要涉及到情感在社会分层、现代性、灾害救助、组织管理、社会劳动、家庭婚姻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形态及作用等内容的研究。
郭景萍在文章《情感社会分层：另类社会结构探析》中指出，情感分层是资源导入情感世界所形成的有差异的甚至不平等的一种特殊的主观社会结构，其形成是正性情感或者负性情感累积的结果。财富、声望、权力是情感分层的重要机制。合理的情感分层有利于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但负性情感如果积累度过高，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动感情”的冲突更为激烈并难以调和。情感分层的加大还会带来奢侈浪费与情色之风，给社会造成不良风气。
成伯清通过分析现代情感的麦当劳化和迪斯尼化这一重要情感变异趋势、后果以及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体现，揭示出现代性条件下情感的命运。现代社会情感操纵的内在条件是孤独外在条件是诱惑，关键的转变是浪漫主义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了亲和性。情感麦当劳化和迪斯尼化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逻辑。王树生《现代性生成与现代性体验的情感维度》一文指出，在当代社会科学及社会学越来越关注个体的现代性体验—异化、疏离、精神分裂等理论主题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的情况下，埃利亚斯将纵深性的精神创伤主题转化为社会构型变迁中现代人的情感结构与心理结构的演化，通过情感要素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理性化路径的缺陷。
谢俊贵的《救灾捐助中的情感疲劳与社会调适》一文利用“情感—行为”变化规律，分析当今救灾捐款中的情感疲劳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社会调适策略，尤其是要优化政府的灾管行为。与谢俊贵注重灾变过程中救助者的情感管理的视点不同，夏少琼的《灾难与社区情感之流变》以汶川为例，分析了灾害及重建中的社区情感（灾民的情感）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规律。蔡静诚考察了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问题，认为这种情感是形成社区的道德责任感和社区公共精神的基础。
孙宏英的《情感资本与企业管理》一文对情感资本与企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并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情感资本在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刘方以北京麦当劳的民族志研究与美国的研究比较，指出西方把服务业工作跟情感劳动连接起来的话语实践有形塑后发展国家的主体性的效果，创造新的情感需求。郑庆杰力图从审美的角度切入生产劳动过程之中，考察资本通过审美这一极富主体性的方式，嵌入到劳动者、消费者的主体认知和行动取向中去，并形成各种互动关联机制，为服务业的生产政治和劳资关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刘秀丽透过对“民瑶”这一融合了瑶、汉两种文化并曾经盛行的两种风俗——情歌与哭嫁——之历史变迁的分析，揭示了其中所呈现出来的女性情感及女性的主体能动性，表明男女以情歌为媒并不一定意味着“恋爱自由”，而哭嫁也未必尽是“受压迫”女性的“抗议”之声。邢朝国着重讨论了发生在亲属、邻里、同村村民等熟人之间涉及身体伤害的暴力行为背后的道德性情感因素，认为这种凸显暴力行为所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和道德情感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我们对暴力现象获得一种新的理解。罗力群探讨了进化心理学对人类反乱伦情感的研究，对“道德情感具有生物基础吗？”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梳理。
二、幸福及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
此次论坛中有关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幸福的概念及测量、幸福和谐社会的建构等内容，分两个层面进行。
在宏观层面上，有童远忠、李敢等从社会政策层面探讨如何构建起和谐幸福的社会。童远忠通过对深圳和广州两地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模式的比较，分析社会工作对创建幸福广东的作用。李敢提出自己的幸福测量观，并经由对“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解读体察个中所内含的公共政策转向，即在新转型时代，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此转向将来可能成为公共政策选择与调整的新评价标准。
在微观层面上，柯燕给“幸福感”提出了相应的名义界定和九个维度的操作指标。张鹂从自然规律感性地揭示出公民幸福感与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李惠民论述了高等教育环境中大学生幸福教育的必要性，并探索了高等教育环境下如何开展幸福教育。
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情感的相关研究
罗跃红《“高关注度”下的乡村艾滋病人社会行动策略研究》一文指出，迫于生存的压力以及追求资源平衡的需求，乡村艾滋病人能动地运用“高关注度”资源，采取社会行动，谋取更多的生存资本，包括来自其亲人的情感资本，努力为实现社会行动资源的平衡创造条件。陈静《社会关系变革与自我认同转变》一文指出，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解构与重构过程的自我认同体系的转变，既是对外在社会群体客观身份建构的“回应性”行动，也是交往互动中主体自我的“策略性”行动的结果。李美华论述了在医务社会工作实践中对艾滋病人等医院弱势群体的心理辅导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性。
祝平燕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理论依据，以豫东S村为个案，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主要择偶形态——返乡相亲，并对返乡相亲择偶形态产生的原因加以论述。陈小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公正感的增加和权益受损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触发条件。
戴黔把留守妇女视为“双重弱势群体”，通过田野考察发现农村留守家庭的婚姻状况为“高稳定低质量”型婚姻。郑文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关中地区追节习俗中的姻亲关系。李鹏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特点出发，考察基督教与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