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和甘肃省社会学会联合举办的“西部社会发展与西部社会学”分论坛共收到42篇学术论文，来自西北、西南、深圳和北京的40多名代表参会，28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分别围绕西部社会学和西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发言主题鲜明、提问针对性强，点评深入透彻，交流气氛热烈，代表们普遍反映收获极大。

论坛第一个主题主要围绕西部地区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探讨了城市发展与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及区域比较等问题。

李怀教授基于对西北J市的个案观察，运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及组织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资源型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制度基础”问题，着重分析了城市治理主体之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互动对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影响。认为从互动关系上来看，政府与企业间实现关系联盟，而非分离的理性行动者，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城市发展和治理的资源动员和集体行动。

黄少华教授研究了虚拟社区网络互动中的权力关系问题，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人群使用互联网对族群内部及族群之间关系、边界、族群认同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在解释网路社会中权利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性，虚拟社区中的权力关系则表现为流动性权力的特征；

岳天明教授则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及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学者对社会变迁的事实性陈述无法也不能排除民族社会的日常生活；

赵文龙教授对中国东、西部城市居民信任关系进行了区域比较。

与会代表们就这一单元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对话与讨论，特别是对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代表认为分析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离不开历史根源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框架，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们应关注政府与企业的职能、权力关系问题，以及资源的分配与收益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

第二个单元讨论了西部社会学的问题:

兰州大学陈文江教授就西部社会学的主题作了发言。他指出，西部社会学是基于社会学研究的知识转向反思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站在西部人的立场反观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意在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问题建立起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寻找适应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西部社会学不仅要站在西部人的立场、带着西部人特殊的情怀、以西部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打破中国发展和中国研究中“东部主义”的思维定势，为从根本上突破和解决西部地区发展中实际存在的“富饶的贫困”和“甜蜜的悲哀”等诸多问题打开理论的通途。

西部社会学的概念提出是一条新的学术发展思路，它体现了西部学者对西部发展的深刻关怀，是对中国现代化结构的再思考。在中国社会中，以往对西部问题的解读长期被东部主义的话语体系所垄断，西部社会的落后实际上有其制度的根源，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格局，西部发展中一系列严峻的问题，都是与“东部主义”的话语方式有关。如同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西部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研究者视角转向。从“西部人”角度来审视西部地区在社会变迁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需要在区域发展和社会制度层面思考社会公平问题，制度公平才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影响其它社会公平的关键要素，西部社会学研究的三大领域和十大问题都与社会公平有关。依据西部社会问题的重叠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需要在研究方法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当然，这种站在“当事人”立场上研究西部社会发展的问题难免陷于主观与狭隘的境地，但西部社会的广阔天地为社会学者提供了丰富资源，有待于我们去开发、去挖掘。

与会代表还从社会学研究的西部视角、西部研究的取向与议题、西方工业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西部研究中的事件分析方法论等角度探讨了西部社会学的内容与实践路径等问题。

在提问和评议过程中代表们指出，“西部社会学”概念的提出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搭建了一个理论的和研究的平台，使处于发展劣势的西部人有了发声的机会，使人们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般性关注开始变成了理论的自觉。但是，搭建出一个研究平台，只是意味着围绕着西部社会学作了一个合格的“开题报告”，今后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要建立西部社会学的学术意识，把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在探索研究西部社会的概念、方法乃至理论建构方面，还要经历一条长远而艰巨的路程。

第三、四单元主要围绕西部地区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樊新民教授探讨了西藏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关系，兰州大学张咏梅教授探讨了西部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路径，西北师大的马克林教授报告了生态环境与扶贫开发的问题，云南民族大学的胡杨全教授就边疆民族社区发展问题做了精彩发言。

代表们在讨论与评议部分对研究西部问题的现实关怀、关注公正、关注发展的思路表示认同，希望社会学研究不能偏离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视野，否则难于检视研究问题的真实性，会丧失社会学的研究价值；要遵守规范化的社会学研究，在客观、细致、扎实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应对主流话语体系的问题和挑战。因此，研究者需要有一种突破难题的自觉意识与责任担当，自觉地对中国的社会学事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