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发展创新论坛”在哈尔滨市同心大厦六楼会议室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学院社会学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和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办。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的60余位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论坛。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业委员会（筹）理事长景天魁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教授、日本社会福利协会会长古川孝顺教授、韩国社会福利协会会长梁京花教授等人出席了论坛。作为本次论坛的坛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景天魁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彭华民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论坛。

在本次论坛召开之前，中日韩三国学者于24号晚聚集一堂召开了中日韩社会福利交流会议。三国社会福利协会专家首先介绍了各自国家社会福利学术组织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学术研究的内容。三国专家一致认为，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中日韩三国在社会福利体制建设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也面对了相似的问题与困境，因此有必要加强三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日韩三方学者达成基本共识，三国社会福利学界有必要建立更为广泛与频繁的学术交流关系，并初步决定共同派出代表出席2011年在韩国举办的社会福利会议。三国学者还就普遍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最后，三国社会福利学术组织交换了学术专著和论文成果、会议资料等。参加交流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福利学者景天魁研究员、彭华民教授、陈树强教授、田毅鹏教授、钱宁教授、方巍教授、徐延辉教授、曲文勇教授、王海燕教授、高和荣教授、高春兰教授等。日本社会福利协会会长古川孝顺教授、日本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白泽正和教授、日本社会福利协会国际交流部部长野口定久教授、沈洁教授等，韩国社会福利协会会长梁京花教授、金渊明教授等。

7月25日，东亚社会福利发展与创新论坛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第一个是中日韩社会福利协会负责人专题。本专题由中日韩社会福利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发言，他们对东亚社会福利的整体现状和存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业委员会（筹）理事长景天魁以“迈向具有特色的福利社会”为主题进行了观点阐述。他认为，与欧洲相比，东亚社会福利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突出的表现为四个方面：重视熟人关系、强调秩序、重视教育、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所以，依靠底线公平的保障来构建东亚社会福利体系就显得颇为重要。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日本社会福利学会会长古川孝顺则主要探讨了日本社会福利的发展动向。他首先回顾了日本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的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具体特征进行了明晰的概括。同时，他着重强调了基础构造改革在日本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完善此项改革。他认为，目前日本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日本社会发生大规模的变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则主要分析了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这一问题，提出了社会福利感的观点。王教授认为，中央提出了要让社会成员有尊严的生活要提高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要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脱离，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问题。当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应当着重强化人们的尊严和幸福，尤其是需要建设与讨论社会福利感的问题。在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进程中，应当综合社会团结、社会奋斗、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韩国社会福利协会会长梁京花教授则主要围绕中日韩社会福利协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韩国社会福利协会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包括了儿童社会福利分会、老人社会福利分会、比较社会福利分会、社会保障分会等。她认为，建立三方良好的沟通对于研究东亚社会福利的趋势、规避共同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三方互信基础之上寻求合作模式、拓展交流界限、构建发展体系。最后，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日本社会福利学会副会长白泽政和对日本社会工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日本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师的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描述了日本的发展。

    第二个是东亚社会福利发展专题。本专题主要围绕着东亚社会福利模式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并交换了学者们对东亚社会福利发展模式的想法。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彭华民教授首先以“东亚与欧美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期望的比较研究”为切入点，从全球调查资料数据库（ISSP）中选取了东亚和欧美六个不同国家地区，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欧美国家选择了瑞典、德国以及美国。分析发现：东亚国家地区公众比欧美国家公众更强调政府在就业保障、调控物价、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责任，即东亚国家地区公众更关心政府承担经济福利责任；欧美国家公众比东亚国家地区公众更强调政府在健康照顾、养老保障、教育资助、住房保障方面的责任，即欧美公众更期望政府加强社会福利提供方面的责任；东亚和欧美公众在失业保障方面对政府责任期望基本一致；东亚国家地区的公众比欧美国家公众对政府承担环境福利责任的期望略微强一点。这说明东亚和欧美国家地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期望有所不同。因此，政府责任实现应根据本国公众期望和国情而定。日本福祉大学教授、日本社会福利学会理事野口定久主要研究了东亚福利社会开创的框架形成问题。他认为，当前东亚地区存在快速老龄化的重大社会问题，东亚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问题不论是从关于日本、中国、韩国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负担的讨论，还是从“全球化经济中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去向”这个普遍的主题来思考，都将占据一个重要的枢纽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形成更为广泛的东亚福利社会讨论议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田毅鹏教授围绕东亚社会福利传统及其现代转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田教授指出，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韩国釜山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社科院院长朴炳鉉和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春兰主要关注了韩国社会福利政策变迁的过程分析。通过考察从1961年至2002年间韩国社会福利政策变迁过程，他试图回答韩国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还是社会控制结果的问题。朴教授认为，纵观1961年以后的韩国社会福利政策发展，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为了社会控制目的，交替使用扩张与紧缩的福利政策的结果。此外，围绕教育福利“准市场”化问题，王海燕教授也先后发言。沈洁教授在上午最后发言中提出了东亚社会福利研究的社会经济背景变动因素，并且提出了东亚社会福利研究的主要议题，为学者们开展东亚社会福利的比较研究开拓了思路。

     第三个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道路专题。本议题主要着眼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现实，希望通过学者间的交流与讨论来探讨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前景与前进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围绕东亚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主题，主要讨论在经济不安全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福利体制在政策与实践两个层面发生的变化。中国在福利体制变迁与改革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而其福利体制也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与政治决定主义的色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韩克庆副教授主要借助社会质量理论探讨了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背景和改革方向。他认为，面对社会质量中国化，中国福利体制改革的主要议题应当是：经济发展是提升社会质量的主要途径；政治民主是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市民社会的培育是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方面；社会质量离不开机会平等。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方巍教授对新发展主义与中国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方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福利正在走向新发展主义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注重社会政策的投资和发展效应的同时，更为强调政策对福利对象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及其福利水平的提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张杰副教授讨论了非正式社会福利的中国路径，而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讲师刘军强则着重研究了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的多元理论解释问题。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金土副教授认为有三条公共福利运行的路径：第一是福利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第二是福利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第三条是福利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再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分析了公共福利指标的关键要素，并提出了中国当前的公共福利指标体系。

第四个是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专题。围绕本专题学者们主要对中国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的主要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讨论，着重分析了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工与政策教研室郭伟和副教授针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非正式、不合法的用工体制，导致传统工业社会工作失效；也因为此，使得依法维权措施显得举步维艰。面对弹性、灵活的非正式就业体制，进行持久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教育，推动工人的增权和工人组织能力建设，连接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倡导，向建筑企业施加压力，推动建筑业用工体制和形式的改变，才是建筑业农民工的流动希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讲师梁颖则主要探讨了街道乡镇政府信任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这一问题。她发现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今后对于南京市政府而言，须特别关注影响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信任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培育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从而凝聚成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动力和纽带。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系易艳阳指出 失地农民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新弱势群体，资产缺乏已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为失地农民提供一种资产补偿与建设的渠道是必要的。她提出了对失地农民家庭发展账户进行了具体的操作性的政策方案。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贺寨平教授着重分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时空分布问题。贺教授主张，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较长，网络成员的空间分布范围较小，心理距离较近，交往频率较高。职业和收入对网络时空分布完全没有影响。教育程度较高会加长网络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缩短心理距离。生活资源的缺乏只和网络成员的平均心理距离有显著正相关。

本次论坛取得了以下几点成果：首先，中日韩三方社会福利代表认为加强三方交流对于推动东亚社会福利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韩三方的学者们对于加强学术之间的合作阐明了诚意，并共同希望建立稳定而频繁的交流合作项目；其次，中日韩三方社会福利学者对于三国的社会福利体制与东亚社会福利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并对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再次，针对三国存在的社会福利问题，尤其是中国当前社会福利的重大问题，与会的三国学者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并对福利改革、福利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本论坛的研讨活动切实推动了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本次学术交流活动将为中日韩三国社会福利问题的有关交流提供更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