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是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最早倡导人口普查的社会学者。在研究中，陈达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强调靠资料理论，用数字说话，并将人口问题研究视为引导社会学进入实际科学的正路。其人口分析思想对于当前我国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达（1892-1975），号通夫，浙江余姚人，著名社会学家、人口学家。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班。1916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年回国，在清华学校任教，1928年后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历任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负责人等。1949年后，他利用自身所学，参与到我国人口政策的论证中，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普查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一时期，他历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等。
陈达做学问严谨，认真刻板，为人简单，不喜交际，工作勤奋，忍耐执着。他毕生热爱和从事社会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既培养了不少社会学人才，又在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华侨问题等领域颇有建树。从1923-1952年，他主持和参加了国内外的20余项调查，发表著作十余部，其中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劳工问题》（1929）、《人口问题》（1934）、《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938）、《浪迹十年》（1946）、《现代中国人口》（1981）等。
陈达自言，其1924年在清华大学讲授社会学原理课程时，就特别注重人口理论的讲解。在1926年后，甚至直接将人口问题另辟一课。在社会学原理和人口问题课程的讲授过程中，陈达每年搜集材料，编印讲义，历经修改，渐成系统，并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成《人口问题》一书。《人口问题》是当时社会学的大学丛书之一。
《人口问题》共四篇二十二章，并三个附录。其中，第一编讲人口理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前后数十位中外学者的人口思想，以及马氏本人的人口理论。第二编分析人口数量问题，涉及到测量和分析两个方面。作者不像一般人口问题书籍那样，引证一些世界或某些国家的人口数字，空洞地进行数量分析和论述，而是从实际的人口测量问题出发，强调定期的人口普查方法和平时的人口登记方法。在人口普查中，先讲明普查的历史，再具体分析人口普查的各项内容；在人口登记中，则涉及到人口登记的内容、步骤、效果。无论是人口普查还是人口登记，都需要进一步的人口估计工作。在这一部分中，着重强调对人口数量进行分析的问题，提出并分析人口数量问题的三个主要指标，即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第三编讲人口品质，也是从实际入手，首先讲遗传对人口品质的影响，再讲环境，然后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主要途径，包括自然选择途径和社会选择途径以及区别生育率的问题。第四编分析人口与国际关系，联系当时世界实际情况，分别介绍各国人口增长、人口迁徙、工业发展以及人口政策等问题。
陈达在《人口研究》序言中便指出人口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意义重大。首先，人口研究应采取科学方法，搜集事实，并整理、分类、解释事实，再作结论，这样可以引导社会学走上实际科学的正路。其次，中国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这由于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中国人口的研究便也具有国际重要性。第三，现实需要迫切。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然中国过去缺乏准确的人口资料，国家的重要政策，不论对内与外，往往缺乏稳定的基础。如今国事日急，社会现象日繁，所以更急切地需要有关人口的资料，以便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建设。
《人口问题》附有大量数据和表格，材料翔实，数据清晰，体现了作者严谨的研究学风。作者的分析从实际到理论，步步深入，层次分明，行文简练，着重事实分析，力戒空谈，体现了其实证科学的分析能力。陈达指出，《人口问题》用途有二，一为参考书；二为大学社会学教科书。
《人口问题》一书是陈达人口思想的集中系统的阐述。在该书中，陈达主要从人口数量和人口品质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和分析人口问题。其人口分析建立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基础上，并有所发展，与当时社会思想和现实情况密切相关以适应中国现实情况之分析需要。
二、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围绕着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国知识界就中国人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简而言之是，人类的生存受到两条固有活动法则的控制，其中，法则一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法则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是人类的生物性，马尔萨斯将其视为一种非理性情欲。这样便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后果，即人口的增加速度要快于食物的生产和供给速度。于是控制人口数量成为人口管理的主要内容。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人口增加的途径，分别是天然限制和预防限制，前者是指战争、灾害、瘟疫等；而后者则指人类自身的节制，如不婚或晚育。
围绕着马氏的人口理论，中国学术界分成了三派，第一大派是持支持观点的人，以陈长蘅为代表，可称为人口过剩派或悲观论者，他们强调人口数量与人生幸福及社会安定的关系，认为社会上的种种罪恶痛苦，如贫穷、疾病、内乱、革命、犯罪、饥荒、灾害等，归根到底是因为人口过密而食物不足导致的结果。要根本解除这些痛苦，必须从生育节制做起。而另一大派是反对马尔萨斯观点的人，以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代表，被称为乐观论者，即指这派人坚信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无穷，并将人口问题同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对人口和食品关系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三派意见，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派”，以孙中山为代表，这一派也是反对马氏的理论，但是其出发点是强调人口增加与民族生存竞争的关系。他们主张迅速增加中国人口，以抵御各国列强因其本身的人口压力而入侵中国。
总之，20世纪初期中国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包括上述从资源与技术、政治、民族等多个角度出发所表述的不同看法。社会学者多强调人口和环境的关系，认为中国已经人口过密，要节制生育。然而，在没有精确的人口与生产统计数字以前，各方面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断，更多是一种生活感受的推论，臆测颇多，流弊多端。
20世纪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对陈达产生了影响。他承继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强调每个国家要根据应根据自身的自然资源、文化特质、国家政治以及民情等国情因素，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就中国而言，应采取的是限制生育的政策，通过降低生育率和死亡率，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品质，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进而稳定社会环境，解除国家灾患和民族危机。
三、人口数量和人口品质
在陈达看来，人口增加或降低，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变化的问题，还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关于人口数量的研究，陈达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即人数测量和数量分析。两者组合在一起，通过对问题的精确描述和理性分析，来说明人口数量问题的实质。
要了解人口的真实数量，主要有三种方法，（1）人口普查方法。人口普查在国外有着较长时间的历史，由政府定期实施，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实施步骤和程序。其普查内容包括城乡人口、性别及性比例、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教育以及其他项目等。人口普查可以提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基本事实，具有广泛意义。（2）人口登记。人口普查虽然可以获得最精确的人口数量判断，但只能定期举行，因此在两次普查期间的人口数量状况，就要依靠人口登记来获取。登记同样由政府实施，主要涉及到生育、婚姻、疾病、死亡等方面。（3）人口估计。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都需要依赖政府实施，且有很多限制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赖人口估计。人口估计要建立在严格的事实基础上，遵循科学方法，这样估计的可信度才会高。因此，依赖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估计要比不依赖普查进行的估计，更精确。
人口数量的测量是一个静态描述，很多时候需要动态地反映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陈达提出了衡量人口数量动态变化的三项衡量指标，即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并展开详细具体的分析解释。总体上，经济、社会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可以导致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自然增长率的提高。不过，人口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
在陈达看来，人口品质是同人口数量一样的，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品质主要受到遗传和环境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人的品质首先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遗传就是“儿女与父母的相似”。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体质的遗传，如人类的种族特性等；其二则是智力的遗传，如父母缺点的遗传如低能，优点的遗传如才智等。而疾病的遗传介于两者之间。遗传与人口品质关系密切，如果社会的低能者、疾病者增多，则社会的人口品质必变坏；反之，如果才智者多，则社会的人口品质则优良。因此，通过遗传改善社会的人口品质，就要控制低能者、疾病者的生育，减少不良人口的出生数量。
在遗传以天赋的形式影响人口品质的同时，环境也对人口品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陈达看来，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者对人类都发生重要影响，且它们彼此同时又相互影响。其中，前者包括空界、水界、土界、生物界等自然因素，其对人类的影响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生存条件的适应。社会环境即社会学者所谓的“民风”，其主要部分为习惯、思想和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技术、民风、社会制度、家庭、生育与爱情、子女的监护、经济、教育、信仰、娱乐等，其对人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无论是遗传还是环境，都与文化关系密切。同时，遗传与环境又是分不开的，要改造人口品质，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共同下手。而民族的演化，人口品质的改善，要靠遗传，要靠环境，还要靠文化。这是一个缓慢的变迁过程。
既然遗传、环境和文化对人口品质和种族演化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提高人口品质？对此，陈达给出了三种途径，分别是作为自然选择的灾荒，作为社会选择的节制生育以及区别生育率。区别生育率就是要做到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的生育数量平衡。
人口数量和品质不可偏废，那么该如何做到平衡，对此，陈达指出，要实行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生存竞争，就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影响生存竞争的因素包括自然适应、食物、对竞争的调节等。它意在控制人口数量。而成绩竞争则指个人对于文化的努力而言，其活动智力为基本，但以体力为副，以道德观念及正常的心理反应为刺激，它的影响因素有智力及道德的赋予、闲暇、个人兴趣、社会褒奖等。它意在提高人口品质。
陈达认为，两种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因为人口的增减与文化的兴衰具有密切的循环过程。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要减少人口数量和生存竞争，另一方面要增进人口品质和成绩竞争。而相关办法上面已经论述。
四、李达在《人口问题》之后的人口研究
继《人口问题》之后，抗日战争期间陈达在西南联大继续从事人口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在他主持下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使用若干近代人口学上的实验方法，对云南昆明周边部分地区进行人口普查。这是中国人口普查的开端。在此基础上，陈达完成了《现代中国人口》（英文，1946年；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一书。该书对我国近百年来的人口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了人口变化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了相关人口政策，涉及到优生、性教育等问题。在《现代中国人口》一书中，陈达联系中国的耕地面积、生产水平、生活程度等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与人口数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他明确指出中国人口太多，应当节制生育，限制人口数量。他主张每对夫妇一般只生一对子女，即实行“对等的更替”原则。这一主张既考虑了子女的健康，又考虑到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既对父母和孩子有好处，也适合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如果能实现这一主张，既可避免因多子女带来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又可避免因独生子女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教育和心理发展的不健康因素，不失为作为我国人口在正常状态下较好的人口决策。该书在国际上获誉广泛。
1949年建国后，随着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社会学被撤销。不过陈达仍尽力维护其人口研究的进展。1957年，陈达认为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存在问题，希望建立一个人口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并要向科学规划委员会申请专款，来实现他提出的建立人口调查实验县的计划，试图通过此举为中国人口普查进一步提供技术探索和支持。同时，陈达积极参与到当时关于人口问题和政策的讨论中去。但遗憾的是，随着马寅初被打倒，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思想主张被冷落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才确立起来
陈达的《人口问题》一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其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人口问题》一书体现了陈达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朴实无华的学风，他在书中附有大量统计表格，强调靠资料理论，用数字说话。另一方面，陈达提出了系统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思想，这体现在其在《人口问题》中关于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并重的理论中。《人口问题》是陈达论述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在目前看来，其对人口问题的分析和描述是有很强预见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韩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