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一生学术著述颇丰，2011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费孝通全集》共20卷，700余万字。《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曾被人类学家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人类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1910-2005）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江苏吴江人。1928年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获硕士学位，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中文名为《江村经济》。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其间曾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7年反右运动中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费孝通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

一、《江村经济》与社区调查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根据对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的调查写成的，也是费孝通对中国农村作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

 　　　1935年夏，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现金秀瑶族自治县）考察，专题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当时费孝通已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并考取了公费留学英国。在调查路途中，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由于向导失误而迷入一片竹林，费孝通掉进了瑶民捕猎老虎的陷阱，身受重伤，王同惠下山求救，不慎失足落入深渊遇难。费孝通后去广东医伤几个月，1936年暑假回到家乡，离出国上学还有一些日子，所以想到乡下去休养一下。当时费孝通的姊姊费达生正在开弦弓村开办一个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费孝通利用在开弦弓村修养的机会，对农村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这些调查形成的资料，成为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基本素材。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多数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对农村工业化问题有较多涉及的，是采取社会人类学全景参与观察方法的“社区”调查。费孝通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调查，是这类调查的一个典型，他在《江村经济》中陈述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时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上对农村工业化问题的忽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学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土地革命和土地分配改革这种实际的需要和呼声，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甚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村研究者和革命理论家都不能不把主要的研究关注点集中的土地问题上，土地成为农村通过其重新分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稀缺资源，人们考虑的是农民眼下的生存以及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工业化似乎还是涉及未来的边缘问题。

    开弦弓村位于当时农村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但人多地少，约90％的家庭耕作的土地不到10亩，75.8％的家庭耕作的土地在4亩以下；在人口过密化的压力下，农户以家庭手工业作为兼业很早就成为迫于生计的普遍作法，而且，从事纺丝、零售、裁缝、木匠以及其他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已经占到全部户数的7％。蚕丝业是开弦弓村的农户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在该村所处的太湖一带，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开弦弓村传统的家庭蚕丝手工业，是出于一种内生的需要，即这种手工业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为了补贴农业收入的不足而产生的，它成为农户生产的一部分，所以，它与内地一般的传统手工业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与那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而产生的碾米碾谷、纺线织布等家庭手工业有所不同，它是为了收入而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消费而生产的。然而，这种并非为了自身消费的家庭手工业，实际上是农户的一种兼业，是农户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利用和开发，其意义在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改变农民的职业，这种手工业与为了盈利的经营性的手工业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对乡村工业化具有真正的意义。

二、超越乡村手工业的压力和艰难

 在费孝通看来，如果说江村的家庭蚕丝业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的压力内生的发展，那么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的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换句话说，农村之所以改变几千年的平缓发展而进入加速变迁是由于一种“外来势力”的影响：“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范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这种“外来势力”在费孝通那里有时是作为现代技术的导入，也有时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西方列强的工业扩张，或者说这二者在当时是一种伴随的现象。现在的许多学者，往往认为费孝通、李景汉式的社区调查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假设，其实这类社区调查，并非是无假设的。费孝通就因为他关于外国势力导致乡村工业破产的假设，后来屡屡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和“证伪”[1]，同时也受到同样重视农村调查并持有几乎相同假设的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厉风在详细调查和分析了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纺织工业中活动的新形式后总结说，“50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新活跃，不是发生于本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之推移；犹如中国‘新兴工业’的发展，一样是畸形的而不自主的。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若以高阳的新兴商业资本为例，则高阳区产量是迅然间（1926-1932）从3百万匹减至1百万匹，大庄莘桥青塔的市面几于全部崩溃的事实，适足以为证明－－不是毁于本国纺织工厂的竞争，而是受迫于外国棉纱，布匹之吞没。主张建设乡村工业或提倡单独的农村建设，是不免被这一段事实所讪笑。”（厉风，1934/1989:50）费孝通的假设是在《江村经济》中一开始就提出来的：“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以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只不过费孝通在到英国学习之前，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出假设和论证假设，而且是有意排斥理论假设的。他自己曾谈到，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认为实地研究者只需事实不需理论，理论只是“叙述事实的次序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在江村实地调查时，也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象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到英国学习以后，感觉到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在写江村经济时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所以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还是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2]。

    费孝通通过江村蚕丝业所描述的乡村工业中工厂工业取代家庭手工业的变迁过程，在当时已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预示着乡村工业的未来。不过，江村的带有理想色彩的工厂实验，也许是一种并非偶然的特例。由于当时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采用机器和先进生产技术制丝，国际上的制丝成本下降，生丝价格也随之大幅度下降，这使以手工劳动制丝的江村家庭工业因难以参与竞争而濒临破产，为了与城市里的工厂进行竞争，作为应对的措施，江村的领导人在苏州附近浒墅关女子蚕业学校的支持和合作下，实验着办使用新机器的小规模工厂。蚕业学校的支持和合作并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而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些“变革者”为他们的“新工业组织”确立的原则是“合作”，这是为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而确立的原则，他们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方式组织新工厂，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在农村办工厂的革新实验由于严重的亏损而最终失败了，关于失败的原因，费孝通提到无法控制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大笔的借贷利息以及初期过多的分红，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并非出于营利的“合作”上。

三、探索富民强国的道路

 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似乎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相当普遍的主张。所以费孝通说，“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部分思想状况。这是同西方的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系统一起引进的新看法。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同西方列强的不断斗争，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中国人民所了解的，公众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甚至于那些代表资本主义的人也不敢公开为资本主义的原则辩护。这种态度在已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阐述得很清楚，从理论上说，它被现今政府所接受并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

    上世纪30年代的学者，多数都是社会参与感非常强烈的，即便是费孝通这样的学院派学者，其学术研究也具有强烈的救世济民的意识，不过与非学院派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学院派对改良路线的固守，而费孝通关于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收入的看法，显然是改良派中具有远见的见解。费孝通认为，走发展乡村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道路，土地改革自然是必要的，但只能缓解农民的痛苦，防止“饥饿超过枪杀”时出现“农民起义”，但对乡村工业如何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没有给予回答。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整个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

四、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研究

     1957年，费孝通在21年后重访江村时发现，虽然农业比21年前增产了60％，但有的农民却感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原因是作为农业的补充的工副业出了问题，1936年副业约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了。开弦弓村在抗战时合作丝厂被炸，到1966年才恢复集体养蚕，1968年开始重建缫丝厂，但技术和设备还赶不上1936年合作丝厂的水平，1975年社队工业受到重视后才扩充了设备和技术，到1978年发展成一个有200多工人的小型现代工厂。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中国乡村工业发展过程的缩影，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学在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中被撤销和在1957年受到严厉的批判，成了谈虎色变的禁区，所以对于这种社会变迁过程，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社会学的声音。但费孝通在30年代的社区研究中摸索出的类型比较方法，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这种类型比较方法也被运用到他在1979年恢复社会学以后对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研究。

    1983年，小城镇研究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3]，是年9月，费孝通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对他所主持的课题组在江苏省吴江县进行的小城镇调查作了概括，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的讲话，并由上海大学的沈关宝博士整理成文。费孝通把吴江的小城镇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第二种类型是盛泽镇，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纺织工业中心；第三种类型是松陵镇，是吴江县政府的所在地和当地政治中心；第四种类型是同里镇，是作为消费、休闲和游览的文化中心；第五种类型是平望镇，是作为地方性交通枢纽的中心。费孝通认为，这只是“小城镇定性分析中分类工作的尝试”，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类型，每种类型兼有几方面的特点，但重要的是在城、镇、集、墟、街、场、村等各种社区中划分一条城和乡的界限。由于小城镇是作为乡村的中心，所以不如称为“集镇”，或用“城镇”、“乡镇”和“村镇”来适应“城里人”、“街上人”和“乡下人”这种群众语言里的传统分层模式。费孝通在进行横断面的类型比较后，还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自1949年以后，吴江小城镇以70年代初期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时期。70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标志是在全国人口激增的同时小城镇的人口下降了，原因是重农轻商，取消商品生产，商业国营化的过程“化消费城为生产城”，镇本身商品流通的功能丧失。从70年代初开始，小城镇的发展才有了转机，开始复兴，但是小城镇复兴的主要和直接原因，并不是多种经营和商品流通发展，而是社队工业[4]的迅速发展。70年代初、中期苏南社队工业的初创和发展，外因是“文革”搞乱了城市，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干部和知识青年下乡，于是城市工业也向社会相对稳定的农村转移，内因则是人多地少，因此需要农工相辅，“所谓离土不离乡的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厂，就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费孝通还用他习惯的类型分析法，对吴江社队工业进行了分类，划分出社队工业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只是利用当地劳力的企业，由于技术水平、资金和信息的局限，这类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工业，发展很不稳定；第二类是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的工业，实际上是农副产品的延伸工业，这类工业是少数也最稳定；第三类是原料和市场也不在当地农村，但却是由城市大工厂负责供应原料和市场销售，实际是城市大工业的扩散，相当于大工厂的一个附属车间，这种属个别的企业也是比较稳定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农村工业化方面，关于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为继“小城镇”研究后形成的又一个研究热点，而且经久不衰，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1983年12月，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区域经济系统”和苏南“发展模式”的概念，但当时这似乎还并不是他的比较类型概念的扩展，他只是提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三个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但他也提到，“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

    “模式”很快成为一个概括农村工商业发展路子的新概念，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于“苏南模式”的“温州模式”的出现。“温州模式”的概念在何时由何人提出，以及是否与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的概念有关联，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事情。但一般认为，“温州模式”的提出，应在198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小强、白南生题为《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的调查报告之后，该调查报告描述了温州地区农民发挥家庭经营的优势，利用残品、次品、旧货、废品为原料发展乡村工业“新动向”。通常的说法是，“温州模式”的概念见于公开发表的文字，是在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记者桑晋泉的文章《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其中写道“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费孝通在1986年初考察温州后[5]，以“小商品大市场”来概括“温州模式”，认为“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从公社制里脱胎出来的集体企业，而温州的家庭工业则是个体经济”。

    “模式”概念的叙述话语影响到整个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各种“模式”的概括也层出不穷。1989年，费孝通在对他的学术活动进行回顾和反思时指出，1983年他提出“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时，这个概念还很不明确，甚至认为其他农村以后会走上苏南一样的路子，所以“模式”包含了模范甚至“样板”的意思，到1986年看到不同于苏南的温州农村发展工业的路子后，才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认为“模式”是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很多关于“模式”的研究著作，只是强调各种模式的“特殊性”，并没有提到模式的统一的分类标准问题。到1991年，费孝通发现自己过去太着重各种模式的“特色”，轻视了各种模式“趋同”的一面，因为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前进，乡村工业发展的不同，其实不过说明农村办工厂的启动资金是如何积聚起来的，如苏南模式是在公社制度中启动的，启动资金来自农民的集体积累，温州模式是家庭个体经营中启动的，启动资金来自个体商业和家庭手工业，珠江模式是在对外开放中启动的，启动资金来自对外加工经营和“前店后厂”，等等。    　

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由20世纪30年代社区研究开始的类型比较方法，在得到不断完善和广泛使用之后，也日益走入一种局限和引起反思。因为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不具有超验的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寻根的意义，它只是对特定地区发展道路的现象概括和描述，而由于这种道路和现象在现实中是可以无数多样性的，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种简单的标准（如发展程度、所有制、决策机制、启动资金的来源等等），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而已，类型之间的共同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于是就会提出是否需要理想类型来强化解释力的问题。

　　费孝通一生都在努力解读中国乡村，探求如何使中国的农民富裕起来。他把江村调查看作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的领域的开始，并努力把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不同乡村的类型比较，把一个个小村子的调查合成一幅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