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研究通讯
第16期
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秘书处编
目 录
海外论文精粹
架构家庭学和人类科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S·A·斯莫尔2
研究和决策的结合：“家庭影响研讨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9
……………………………………………K•博根施奈德 J•R•奥尔森 K•D•琳尼 J•米尔斯
新作推介
《中国家庭研究》（第五卷）目录 …………………………………………………………18
国内新作索引 ………………………………………………………………………………… 20
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目录 ………………………………………………………… 26
征稿启事
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家庭问题研讨会征文启事……………………………… 37
《中国家庭研究》（第六卷）征稿启事 ………………………《中国家庭研究》编辑部39
海外文摘
架构家庭学和人类科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S·A·斯莫尔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许多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和实践之间普遍存在的断层(Beutler, Williams, Wakefield,& Entwistle, 1995; Lerner, Fisher, &Weinberg, 2000; McCall, 1996; Myers-Walls,2000; Shonkoff, 2000)。实践者最常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的发现及相关理论并不怎么适合实践的情境。相反，科学家们抱怨实践者常常不用当前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实践、项目和政策，因此减少了他们的影响。本文对研究与实践中明显存在断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科学知识作为指导实践的一个源泉的局限性和前景。在结论部分，为家庭学如何能服务实践以及家庭实践如何能更好地应用于研究和理论提出了建议。
从相对抽象和思辩的研究领域到具体的实践领域，可能造成两者之间出现断层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研究与实践的情境要求和文化习惯存在差异，研究本身的方法论和统计学局限，以及关于科学知识、理论和实践知识、理论本质的认识论问题。
本文将研究定义为使用被认可的、科学的方法进行经验探索而得来的知识。该定义也包括了具有经验基础的科学理论。而实践指的是专业人员或辅助专业人员将知识应用到特定情境或问题，旨在使特定个人和群体产生行动和变化。那些能将研究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人包括临床医生、临床医学家、家庭生活教育者、社会工作者、社会服务专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
为了能更好地展示一些研究者和实践者截然不同的要求，我有时将这两个行动领域一分为二。当然，一些家庭学者同时涉足研究和实践，做这样的区分有时会过分夸张。然而，作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任务常常很不一样，需要不同的技术和知识。这些不同的任务也导致了文化上和评价机制上的差异。因此，强调这种差别可以成为理解造成研究和实践之间断层原因的一个有用的策略。
（一）研究和实践之间的文化和情境差异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观察到，从最基础的实践层面开始，研究和实践的期望和目标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这导致了不同评价系统、不同语言和时有价值冲突的不同的专业文化。这种差别在政策领域中被称为“两种共同体理论”（Caplan, 1979)。该理论认为，社会科学家非常关注科学自身的目标，以及对自己领域的知识有何贡献。相比较而言，政策制定者对那些需要某种行动、更可操作和即时的问题感兴趣。因为通常使用不同的目标和完全各异的工作文化，这些职业群体就形成了差别巨大的信息需求和收集方法。
实践和研究在文化上的分化或许会因完全缺乏交流和共识而增强。对于家庭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交流上的问题很可能发生在许多层面，并且同样存在于实践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相关研究发现常不能应用到可以从中获益的实践中(Small, 1996)。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强调将发表研究论文作为学术能力的主要评价标准的结果 (Boyer, 1990)。研究者很少因为跨专业范围、跨学术范围进行交流研究（成果）而受到奖励 (Boyer, 1990)。甚至当杂志试图讨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意义时，实践的意义也常常在讨论环节中被归纳成一种简单的、必须的和推论式的条目(Gwyther, 1991) 。许多实践者不把科学的期刊杂志作为有用的知识资源，甚至不看，这进一步使研究发现被接受的问题变得严峻 (Kanfer, 1990)。博伊特勒、威廉姆斯和韦克菲尔德(1993)发现，当临床医师确实需要使用那些他们认为是以研究为基础的知识时，这些信息经常是从流行书籍、职业研讨会，以及实践导向的杂志上获得的，而很少从传统的研究杂志上获得。
除了由于研究发现很难被接触到而造成的障碍之外，研究发现普遍不能被那些未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人所容易地掌握，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文化误解。因为研究知识由研究者所产生，并且几乎从不与其他研究者交流，这就经常将这些文章置于很难被非研究者所理解的境地 (Small, 1996) 。例如，科学术语常被使用，但却很难被转换成更通俗易懂的词汇以应用于实践者和他们的服务对象。同样，数据常用数学语言呈现，而这对于非科学家来说却无任何意义，这将导致实践者很难理解这些发现或者轻易地把它们忽略掉(Beutler, Williams, & Wakefield, 1993)。
因为有不同的目的和情境要求，所以引导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问题也经常很不一样，进而造成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被诸如可利用的资金、理论倾向以及新出现的问题等因素所影响。此外，研究者的个人的和专业兴趣和偏好也常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研究内容的一个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在实践情景中需澄清的问题常常不是由实践者所决定的，而是由服务对象、利益相关者、委托人或患者（patient）所决定(Kozak, 1996)。因为大多数家庭研究者想对科学知识基础做出贡献，需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从历史上看，研究倾向于那些更抽象的、学术同行感兴趣的，且已经达成一定共识的议题。相对而言，实践者常对回答具体的、来自于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更感兴趣，而这不一定有理论性，学术杂志也不一定感兴趣 (Kanfer, 1990; Peterson, 1991) 。.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与研究者通常界定的问题不一样。实践者倾向于解决开放系统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且不断变化，包含在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有许多易混淆的因素，受特定的时间和资源限制(Kanfer, 1990)。事实上，在实践情境中，随着问题解决过程的展开，最开始被关注的问题很可能发生改变(Jarvis, 1999)。相比较而言，研究者的传统是讨论封闭系统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更抽象 ，没有情境，定义更精确，以及更操作化。这些问题范围更窄、时间更少受限制，通常要排除和控制那些潜在的使研究过程复杂化、易混淆和模糊化的因素(Peterson, 1991)。
（二）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实践应用的局限和前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工具已被证实在生产新知识方面是非常有力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没有局限。
社会科学的不成熟。两个相关的问题源自于家庭学和社会科学普遍比较年轻。因为较之自然科学和物理学，家庭学是研究领域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就象另一些传统社会科学如心理学），所以研究中出现许多相关问题不应该使我们惊讶。即使家庭学更成熟，也有可能总是出现新问题和难点，让研究变得滞后。因此，实践者可能无法就在实践中碰到的某个问题和难点找到相关的研究。当知识不充分时，如果实践者试图利用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将会产生一些其他问题 (Schon, 1983) 。他们会尝试将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分类至或概念化为既有的类别划分中，而不管是否适当。然后他们将会用现存知识和技术去解决那些定义不正确的问题。如果问题的定义不正确，应用于解决问题的技术和知识就可能无效。
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相对不成熟的更普遍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研究方法还很“粗糙”。人类行为、家庭和社会系统方面的研究理论比研究方法精细得多 (Jenson, 1999)。比如，我们的许多测量工具在精确捕捉心理和社会现象方面能力很有限，而这种精准是实践常需要的 (Zimiles, 1993)。举例来说，在家庭研究中有一种普遍的做法是使用一个或两个变量——这些变量是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将相当复杂的现象操作化。我们通过大规模、不同的样本来搜集家庭资料，这或许是当前最好的方法了，但是不可否认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近似值。这并不意味我们应该看低这些发现，但是这确实说明我们得承认它们只是所研究事实的近似值，我们在解释和应用这些发现时要更谨慎。比如，基于一个简单的相关性结论或个案研究就制定重要政策是不可靠的。但是如果用这个发现去指导可行行动策略的产生，而这种行动策略又可能会在某个特定的实践情境中得到验证，那么这种应用就是可信的。
方法论上的和统计上的考虑。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方法论上的局限源于研究人存在的道德和实践约束。家庭科学家很少能设计实验，因为实验可能需要系统的确证和对因果过程的确定。比如，设计安排一些已婚夫妇离婚作为实验组，另一些不离婚作为控制组，既不道德又不可行。在这些例子中即使是随机安排的，但由实验条件创造的人为情境及其相应的控制，仍然会限制研究者将发现推广到自然条件中去的能力(McCall & Green, 2004)。
即使研究发现是从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中得到的，定量社会科学资料的或然本质仍使它很难就因果过程或特定个案做出确定的结论。这是因为定量研究的发现只告诉了我们各种人群的大体情况，而实践的情境通常考虑的是具体的个体 (Barlow, Hayes, & individuals (Barlow, Hayes, & Nelson, 1984)。因为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概率模型为基础的，它提供的有意义的结论适用于群体，而非个别个案。它给出的是平均情况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如，一项纵贯研究的结果可能显示，当父母更多地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时，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更好。对研究结果更细致的检验显示，父母的参与度每增加一分，孩子的学习成绩平均增加半分。即使我们的预测这样精确，该发现仍然只是概率性的。它们告诉我们的是，假设在某些条件下，我们对父母和孩子“平均”可做的预测是什么。然而，对特定个案的深入研究可能发现，一些父母不怎么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但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相反，一些家长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但孩子的成绩却不好。
统计是一种对组织和理解研究数据很有用的工具，但也容易被误读。这些错误会导致定量研究的发现被误解，或者在实践中被过度重视(Acock, 1999)。例如，许多在统计上有显著性的研究发现也许在实践或临床上不具显著性(Hollon & Flick, 1988)，对人们的生活也几乎没什么影响。不幸的是，统计上显著但临床上不显著的发现仍然在研究文献中有一席之地，并且最终成为“科学事实”的一部分。一些科学事实的发现既不可信，因为复制有00困难；也不重要，因为实践价值微乎其微。因此，在梳理了研究文献之后，家庭实践者也许会发现一项统计显著的研究发现似乎对实践应用毫无帮助。
方法上和统计上的局限并不意味定量研究发现应该被否定或减少，只是我们不该过分解释它们。定量发现很好地、简洁地向我们展示了变量与普遍的现象趋势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系。它们是当前为因果关系提供详细说明和证据最好的可利用的方法。然而，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不要对这些发现做超过证据支持的夸大，也不要将它们作为事实，它们只是事实的一种可能表征。
研究发现推广的问题。研究发现的推广问题存在于在好几个方面。最典型的问题是从一项特定的研究中得到的研究发现是否能从原初的研究样本推广到其他人群。研究样本通常太小或者不具代表性，这是对定性研究通常的批评。但是这也发生在定量研究中。比如，亲职项目有时清楚地显示对总体有效，但对不同阶层、文化、或者社会背景的人群却有不同的影响。一项评估研究可能显示，亲职项目对农村和白种人家庭减少青年问题有效，但对低收入的和少数民族家庭却没什么效果。
研究发现可能无法在实践情境中推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研究的环境与应用研究发现的环境显著不同。在儿童发展和家庭研究的早期这是个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当时的许多研究都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促使Bronfenbrenner (1979)哀叹儿童发展研究已经变成“在最短的可能的时间段中，在有奇特成年人的奇特条件下研究儿童奇特行为的科学。”(p. 19)。如果研究者对生态合法性的需求更为敏感、更愿意去研究，家庭照旧“在那儿”，尽管麻烦比以前少，但从研究领域推广到实践领域仍然存在问题。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当前在健康和预防科学领域中受到关注的项目效验和项目效力 (see Green, 2001; Hoagwood, Hibbs, Brent, & Jensen, 1995)。理想效力（Efficacy）是指某个项目（或某种治疗）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田野试验（feild trial）的验证时，是否显著有效。这些条件通常包括由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团队来执行项目，一个研究和评估组，使用实验评估设计，以及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项目及其评估。现实效力（Effectiveness）是指当应用于日常环境下项目是否还具有相同水平的有效性，这里的条件、资金和支持都比最理想的情况少得多。在预防科学中，效力问题变得很重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应用和进行田野验证时，那些经过认真研究、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和实践在日常环境下不具有与研究时同样的影响水平（Kellam & Langevin, 2003）。
最后，研究发现的推广有局限性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的动态、变动特质意味着社会和心理学知识的有效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Cronbach, 1975)。比如，在早期对母亲就业的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发现：那些母亲有工作的孩子的健康指标要比母亲全职在家的孩子差。相反，当代大多数对母亲就业的影响的研究却发现：母亲有工作对孩子更有利(see Hoffman & Youngblade, 1999)。尽管一些效应差异可能是因研究问题的概念叙述不同产生的，但也很有可能是过去几代人中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结果(Hoffman, 1998)。
（三）技术理性的合理性验证
除了研究过程中的文化误解和方法论限制外，研究和实践之间存在鸿沟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人们在研究如何指导实践、知识合法性的类型方面所通常持有的观点。舍恩(1983, 1995)将研究与实践的主导模型称之为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产生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实证主义。据此观点，只有客观研究模式所产生的知识才是专业知识合法的和可接受的来源。(Hoshmand& Polkinghorne, 1992; Schon& Polkinghorne, 1992; Schon)。研究者的作用就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去发现这种知识，而实践者的作用就是应用它。技术理性模型还假设了一个知识等级体系，基础科学知识位于该体系的顶层，实践者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位于底部。科学的研究和理论被看成专业知识的主要基础，这些专业知识随即转变成技术提供给实践者使用。该模型在科学知识和实践之间假设了一种单向度的关系。实践者被视为知识的消费者和应用者，起着次要的作用，通常被认为对构筑科学知识基础没什么贡献(Hoshmand & Polkinghorne; Phillips, 1989; Schon)。
对技术理性论的主要批评在于它忽视了实践者所拥有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价值。它还假设实践者仅仅是运输研究者知识的管道，他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于实践的价值很小甚至连一点价值也没有 (Doherty, 2000)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越是有经验的专业者专业技术越好，对知识的理解越精湛，将知识应用到他们专业领域的实践情境中越老练（Benner, Tanner, & Chelsa,1996;Chi, Glaser, & Farr,1998; Dryfus & Dryfus, 1986; Garb,1989; Schon, 1983）。
（一）为实践改善研究的建议
增加对实践有益的研究方法的使用。许多发展和家庭学者越来越强调，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做更多的关于实践重要性议题的现实研究。(如Lerner, Wertlieb, & Jacobs, 2003; McCall & Groark, 2000; Small & Bogenschneider, 1998)比如，勒纳和他的同事倡导的应用发展学和以行动为导向的学术研究议案（Engaged Scholarship agenda）呼吁使用能促进参与者合作的研究方法，尊重和采纳实践者和社区成员的知识，将重点放在那些与社区和市民高度相关的政策、实践和项目上。虽然Lerner和其他学者探讨了做更多对实践有益的、协作研究的重要性，但对于在家庭科学中如何去做还是谈得很少。然而，检视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如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实践者研究、行动研究、推动解放的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能够获得一些洞见。
在“基于社区的研究”中，研究者和社区成员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相互合作、共同研究，旨在解决某个迫切的社区问题或有影响社会发生改变(Small, 1995; Strand, Amarillo, Cut forth, Stocker, & Donohue, 2003)。这种方法的许多指导原则对改进研究对实践、政策、以及项目的适用性非常有帮助。那些特别适用于改善实践知识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原则包括：(a)视所有参与者为平等的合作者，他们拥有各自的专长和知识，并且能够彼此学习；(b)响应由社区实践伙伴所提出的问题；(c) 社区伙伴参与研究过程的大多方面； (d)认识到基于社区的研究是一个循环、重复的过程，会随着研究进程发生变化；以及(e)承认研究应该有利于社区或实践伙伴，至少要与研究者获得的益处一样多。这个方法的核心是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认识到尽管研究要促进科学知识基础，但是生产有助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知识具有最高优先权。(Small; Small & Uttal, in press; Strand et al., 2003)。
“实践者研究”是另一种正在兴起的、对实践有很高的指导作用的研究方法。不像基于社区的研究，它不需要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合作，而是实践者自己成了他们所做实践的研究者。实践者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实践者提供有关他们实践的某个个案和情境的资料，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深入的了解，使模糊的实践知识变得清晰。贾维斯(1999)声称，传统的学院研究在实践情境方面的话语权通常很有限，因为实践的情境相当唯一、受时间限制、且经常变。根据贾维斯的观点，因为每一个实践情境都是唯一的，所以个案研究常常是收集数据的最好的方法。从这些个案研究中得到的数据可能不能推广到其他的情境中，但是它们可以作为未来研究和理论假设的基础（Cross & Steadman, 1996; Jarvis）。尽管实践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形成用来指导实践的知识，但这些数据也能有助于扩展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1]的科学知识的基础，并作为形成知识的基础，将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更传统的方法进行验证。
行动研究是与实践者研究紧密相关的一种研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最广，现在开始扩展到其他领域。卡尔和凯米斯将行动研究定义为“社会情景中的参与者的一种自我反思，目的是为了改进他们实践的理性和公正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实践和执行实践的情境的理解”。行动研究应用不同方法，其方法论会有很大差异。当采用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时，它与实践者研究极其相似。然而，当主要采用亲自观察和自我反思的方法时，行动研究则与反思性实践更接近，可能会被一些学者认为不是一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但无论如何，这种研究过程对增进对实践的理解和改善实践质量是非常有用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策略，还有许多相关的方法，旨在直接为某个人群带来政治的和人的变化。它们包括以解放为目标的研究（emancipatory research），女性主义行动研究，参与性行动主义研究和共享行动研究。相比前面所讨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倾向于生产那些可以提高个人意识和政治意识，以及促进某些群体的政治议程的知识。因为这些解放性方法的研究目的在于产生社会变革，所以他们采用的具体方法对实践和政策应该很有帮助。
增加对能控性知识的研究。根据罗森（1994，1999）的观点，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甚至那些强调着重应用的领域，都被生产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知识所主导。能控性知识（Control-Capable Knowledge），关于如何通过刻意的行动而改变事件的自然过程的知识，很少但对实践来说很必要。比如，关于儿童虐待的描述性知识可以提供最有可能施虐和受虐的事件发生频率、范围和特点的信息。解释性知识可以为理解虐待的原因提供思考。相比而言，能控性知识却包括有效预防虐待儿童或者为受害者提供治疗干预的方法。尽管描述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能够为谁是目标对象和其中包含哪些机制提供见解，但是还需要其他的、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改变过程、推动过程向积极方向转变至关重要。通常，这些知识来自于对实践过程的研究以及那些看起来对变迁起作用的因素。在个人层面，这些知识可能来自于对研究对象对某种干预或教育策略的反应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研究；在组织层面，这样的知识也许来自于对某个项目或政策的谨慎评估。
改进对研究发现的转化和传播。为了使社会科学“有用”，研究发现就需要以一种容易被理解和应用的方式，及时地传递到那些使用者手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决定，如果知识到达得不迅速，对他们而言可能很快就失去了价值。提供信息的方式要容易被接受和理解也同等重要。技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充斥着统计数据和学科术语在学术圈中是正常的，但是这种形式对非科学家来说却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研究以简单和通俗的方式呈现，那它更可能被实践者所使用。与其等待别人去找寻发现，不如努力将研究发现以实践者所熟悉的理论和渠道转达给他们。
如果学院机构更积极地承认其价值和给予奖励，那么对研究进行广泛传播的行动将获得更大的优先权。尽管多数大学的奖励机制仍然最看重的是在同行评论性杂志上的发表，然而最近几年慢慢出现了一种承认和重视其他知识传播方式的趋向。宾州州立大学UniSCOPE模型（Hyman et al., 2001-2002）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大学该如何转变为既要承认和奖励研究行为，也要承认和奖励那些传播和应用研究的学术行为。该模型的中心前提是所有的学术行为和他们成果的形式都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该模型的关键理念在于，如果传统的学术研究的评价基础是指定的出版物，“无论其观点是否被实际应用，那么应用工作应该只要被实际应用就该得到承认，而不论其来自于经验的观点是否形成论文”。
（二）将研究融入实践的策略
为家庭实践改善多阶段培训的质量和范围。首先，实践者需要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包括它的优势和局限，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及何时能被适当地应用。当前，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多阶段培训都着眼于做研究的方法，而几乎没有关注到如何正确地利用科学发现。家庭学者和实践者需要知道如何确定和界定好的研究，如何阅读和解释科学发现，对统计至少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科学研究的原则。本文前面所讨论的许多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对理解科学在作为认知的一种方式和作为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一种指导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局限性很重要。比如，当我们把用科学方法产生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情境中的时候，会有“标准化概况的个体化应用”问题，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Rosen, 1994)。将基于群体平均和普遍状况而产生的科学发现应用到那些实际与群体标准状况相差甚远的个案上，这是有矛盾的。
因为研究过程的局限，任何一项研究通常会在它所包含的验证变量和外在效度方面不完美。应该鼓励实践者去追求批判性的、综合性的评论以及元分析，以便抽取科学研究领域中积累起来的发现，注意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和不一致之处，并强调文献中出现的共同趋势。同样，应该鼓励专业家庭学杂志去特约和发表这种评论，因为它们通常能够就某个问题的科学研究状态提供最深入和细致的解读（Cooper,1989;Glass, McGaw, & Smith,1981）。
增加对有实证基础的项目和实践的应用。好的实践还包括界定和恰当地使用研究成果的能力，如对以实证为基础的实践和项目的应用。最近几年，有实证基础的（或者有科学基础的）项目和实践在健康和预防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正在快速地扩大到其他人类和家庭服务领域中。大多数这类项目的目标是儿童，青年和家庭。那些有实证基础的实践发展出的策略、行为、项目和政策，是在科学研究和评估中已经证明的，将会有效和可信(Dunifon, Duttweiler, Pillemer, Tobias, & Trochim, 2004; Kellam & Langevin, 2003; SAMHSA, 2002)。它们所基于的过程是科学地收集信息、使用普遍认同的研究干预、原则、以及策略的评定标准。采用有实证基础的项目能够提高获得意想的项目成果的可能性，同时确保未来的家庭实践得到最好的可以应用的科学证据的支持。
将理论作为对实践的一种指导。有学者认为，研究指导家庭实践最直接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理论。霍克巴姆、瑟伦松和洛里格（1992）认为，实践者在一开始选择指导工作的理论时，应当以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为依据，而不是选择那些实践者最熟悉或得心应手的理论。他们指出，理论与问题相匹配是核心，而且应该考虑许多因素，如所研究的层面（个体的、群体的或总体的），研究的是某个时点上的行为还是某个较长时间段的行为，行为是否根植于某项政策脉络之中，研究的目标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念与理论背后的假设、价值和目标之间是否相兼容。例如，那些适合解释个人行为的理论或许对群体并不适用。相同地，那些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某个时间点采取某个行为的理论或许对理解为什么生活方式会发生变迁没有用。另一个需要时刻谨记的问题是，因为大多数的问题或难题都是多面的，单个的理论不可能解释清楚一个问题的所有复杂性。麦肯齐和斯梅尔策因此提出，实践者通常需要采纳不止一种理论或模型来充分说明某个问题的所有构成。要做到这样，实践者需要综合和整合各种理论和模型来适应他们所面临的特殊情境。
大多数对理论的争论都围绕正式的理论，这些理论具有科学的基础，有助于对经验现象做出解释，并在跨范围的人、环境或条件的变量之间建立起关联。指导实践，尤其是指导项目方面的正式理论很少，为人所知的就是项目理论或转变理论。转变理论或项目理论在预防和保健项目的设计（和评估）中变得越来越普遍（McKenzie & Smeltaer,2001; Weiss,1998）。伯格曼(1987) 将项目理论（program theory）定义为“一个关于项目该如何实施的可信的和有效的模型”。该模型会确定项目的资源、活动以及项目旨在达到的结果，并详细说明项目资源、活动、中间产物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因果假设链（Wholey，1987）。它能提供一组假设，让人们在此之上构建项目计划（Weiss）。如果与科学的文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些局部理论的发展同样能够极大地提高家庭项目的质量和效果。一个深思熟虑的项目理论可以指导某项干预、项目或政策的发展和执行，也能为干预、项目活动的时间节点、持续时间提供理由。转变理论（theories of change）也能指导项目设计者，选择那些要实现既定目标和目的所必需的干预种类。这些具体的干预理论能够回答项目和政策制定者的疑问，包括诸如为什么人们不总是做尽人如意的行为，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以及对一项目和干预做评估时应关注哪些因素（van Ryn & Heaney，1992）。尽管项目理论比正式理论更关注所处情境的细节，但仍需引用相关的科学文献来支持使用某种转变策略的合理性，以及指导干预和政策设计的逻辑。
在家庭学和相关人文科学中，研究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根植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特点。具体来说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研究者和实践者在目标、文化和价值上的差别；研究和实践情境中不同的需求特征；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缺乏交流和共识；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重要的问题类型不同；社会科学的不成熟性；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局限；对统计结论意义的误解；研究发现推广中的问题；不同知识形式在价值和有效性方面的分歧。对研究、实践和它们内在挑战的本质的更好理解是阐明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正如本文所述，有许多策略能使科学研究更具实践性，而实践更具科学性。使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的策略包括：增加对实践有益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如行动研究、实践者研究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增加对能控性知识的研究；推进研究成果的转换和传播；利用从实践中得到的启事为研究中的问题提供信息；鼓励学院机构肯定和奖励对行动的研究以及对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应用。使实践进一步融入理论研究的策略包括：改进家庭实践方面多阶段训练的质量和范围；增加对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和实践的应用；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承认并合法化实践者的知识；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时，要将科学知识和局部知识整合起来；在可行的条件下使用的综合的观点和元分析。
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验证，以及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持续对话，我们才有可能改善研究和实践的质量，创造一个标准更统一的、更有效和更有价值的家庭学。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家庭关系》2005年第2期，陈国强译；刘汶蓉校、摘编）
研究和决策的结合：“家庭影响研讨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K•博根施奈德 J•R•奥尔森 K•D•琳尼 J•米尔斯
本文写作基于一个前提，即观念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而研究能产生与政策相关的观念(Smith, 1991)。但50年以来，社会科学知识利用，很少对决策有所裨益(DeLeon, 1996; Strickland, 1996)。对于知识的利用不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原因不明，现在它却备受关注，这归因于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来指导他们的决策(Miller, 1996; Strickland)；二是高水平研究日益增多的趋势；三是社会科学家对其成果在学院外的实践应用的兴趣日增(Zigler, 1998)。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家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能力，大大超越他们将其成果应用于政治决策的能力呢？这个谜团开始受到关注，这是由于社会接受能力的提高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决策者对研究的关注 (Farley, 1996; Mel-ton, 1995; Strickland)。
本文将以家庭研讨会为案例，探讨一种传播研究成果的技术。它包括一系列讨论会、学术报告以及一些提高相关政策效用的活动，目的在于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提高家庭福利。或许家庭影响研讨会这种方式对于家庭学者来说是特别适用，因为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对于那些有效的方案和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Bogenschneider, 出版中)，但遗憾的是一些传统学科如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对此仅表现出极小的兴趣。同样，在公共政策中人们也很少发现包括孩子和家庭政策方面的条款(Huston, 1994)，更不用说去大力传播相关的研究了( Zigler, 1998, 例外情况)。决策者们也因为没有专门的渠道去获得有关孩子和家庭问题的数据，从而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各种游说集团的碎片化、充满偏见的信息的狂轰滥炸(Hahn, 1987)；二是决策者对于管辖区域相关问题的模糊不请。
以上种种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家庭作为政策分析基本单位的重要性。在美国，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专业协会开始把家庭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焦点[儿童和家庭政策中心，1992; 经济发展委员会, 1987; 首席国家学校干事, 1989; 金融工程, 1996; Kumpfer, 1993 (美国司法部, 预防及裁定青少年犯罪办公室); Lewis & Henderson, 1997 (法律和教育研究中心); 美国都市家庭委员会, 1993; 美国儿童福利和家庭预防委员会, 1990; 美国儿童委员会 1991; 美国教育部, 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 1991]。
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的理论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什么不能传递到决策中去，大抵存在四种解释：一是决策过程不同于研究过程；二是研究成果本身的局限性；三是缺少将二者整合的制度性机制；四是决策者和研究者的不同取向。下面详述之。
（一）决策过程的政治特性
有研究指出，假使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那么所谓研究影响决策也是一种“表面文章” (Petti-grew, 1985)。犹如学者们近来所承认的，研究成果无非是决策者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罢了。典型的对于立法者来说，价值标准、职业理想、媒体报道和选民意愿等诸种因素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并且它们可能是互相排斥的(Booth, 1988; Gagnon, 1990; Kingdon, 1995; Nelson, Roberts, Maeder-er, Wertheimer, & Johnson, 1987; Weiss, 1986)。决策者更多关心的是选民手中的选票而不是什么研究成果(Arnold, 1990; Mayhew, 1974)。另外不同于研究的环境，决策者经常被要求在紧急的环境中做出果断的决定(Strickland, 1996)。
（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着迷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Prus, 1992)。这种研究范式指引研究者去努力发现客观性的知识和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就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并且这种发现可以用作决策的依据(Doherty, Boss, La- Rossa, Schumm, & Steinmetz, 1993; Prus，1992)。
但是好景不长，研究者很快地开始反思实证主义背后的假设，也就是能否发现一种客观的知识。有学者提出，对人类行为任何简单的概括都是粗鄙的(Howard, 1985; Prus, 1992)。与这种对社会科学自身的质疑和反思相伴随的是研究者对自己价值立场的反思。也就是研究者自己的价值观和偏见带入研究过程后得来的研究成果是否客观真实。所以，研究者开始怀疑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作为决策的依据了(Tittle, 1985)。
（三）为数不多的几个将知识和权力整合的集权体制
虽然自由民主的国家都会产生一批学术骨干，但在不同国家，研究和决策结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Wilensky, 1997)。研究成果的应用，不是来源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供应或其规范性，而是来自科研和政策审议的结合，这以集权的法团主义国家日本、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和德国以及集权程度稍低的国家比利时、荷兰为例。 (Wilensky,1997)。在美国，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角色困惑(Aaron, 1978)也是研究利用不足的一个原因，政府特别担心介入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Ooms, 1984)。所以为了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不是更多的分权，迫切需要政府的准确定位(Wilensky, 1997)。
（四）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Caplan(1979)在他的“两群体”理论中指出，研究者和决策者不同的目标、信息需求、价值取向、薪酬体系和话语体系导致了较少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研究的利用不足。比如，研究者目的在于求知，而决策者则注重研究如何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Booth, 1988; Caplan; Linquist, 1990; McCall, 1996)。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还指出，研究者们对于诸如统计技术等复杂研究方法的应用也阻碍了研究成果传递到普通大众中去(Booth, 1988)。更不用说很多研究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将研究成果影响决策(DeLeon, 1996; Scott, Mason, & Chapman, 1999)。那些冗长的研究报告最终的受众也只会是那些圈内的专家学者，非专业人士只能望尘莫及(Nelson et al., 1987; Patton, 1997; Weiss, 1990; Weiss & Bucuvalas, 1980)。另外，在学术界将研究成果通俗化是一种很难得到回报的工作，这同样加剧了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隔阂(Boyer, 1990; DeLeon, O'Keefe, VandenBos, & Kraut, 1996; Lynton & Elman, 1987; McCall, 1996)。
二、研究的效用还有上升的空间吗？
显然，上述三种理论都将研究的低效利用归结为难以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决策不可能是理性的，研究也不会充分捕捉到复杂的和变动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也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强有力的制度设置短期内也不现实。所以，上述理论都认为研究不大可能会影响决策。
但是本文却赞同一些学者(Mark & Shot-land, 1985)和决策者(Miller, 1996)更加适中的观点：很多时候，研究至少在增加对决策的影响。“两群体”理论认为研究的低效利用至少部分归因于行为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的沟通障碍是研究难以传递到决策中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威斯康辛州的家庭研讨会提供了很好的消除研究者和决策者沟通障碍的例子。但是这种研讨会也有拥护取向（advocacy orientation）和教育取向（educational orientation）两种不同的实施方式。倡导取向的研讨会只是提供那种与特定的专家学者、决策者、政党和思想保持一致的研究。而教育取向的研讨会只是传播一些客观的不带有个人偏好的研究成果。后者把价值评判和最终的决策交给那些选举产生的官员去做而不是交给像柏拉图那样的全知全能的“哲学王” (Barrows, 1984, 1994; Bogenschneider, 1995)。
三、家庭研讨会
家庭研讨会旨在把家庭带回决策的中心，主要是提供一些现实性强、以寻求方案为目的研究。它包括一系列讨论会、简短学术报告以及一些后续活动。研讨会的一些主题如福利改革、孩子抚养技术、少女怀孕、青少年犯罪等特别强调把家庭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Ooms & Preister, 1988)。它吸引了45-90个决策者的注意，其中有立法者及其助理、联邦政府官员、州政府官员、立法机构的协助者、大学教授以及服务家庭的组织和协会的领导者们。
研讨会在州议会大厦的双子楼举行，一般采取如下形式：首先是所有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聆听3个20分钟的研究陈述，然后用剩余的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讨论。同时准备录音磁带，并简要地报告与会议主题有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也会给出席者讨论的机会，以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这些研讨会的最初影响取决于很多务实的做法和程序，包括发展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传递机制，提供非政府方面对话的论坛，寻找一些当下正在被关注的主题，挑选那些能够提供高质量研究的参与者，跨越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去提取有益的决策启示，致力于满足一些决策者特殊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
四、威斯康辛州家庭研讨会的初步影响
1993年以来，包括61个州的立法者和82个参与立法的官员在内总共861个决策者至少参加过一次家庭研讨会。一次对研讨会成效进行检测的加总量表显示，每一次研讨会的得分都在4分以上(1表示极差，5表示极好)。其中“和需要相关”、“对角色的有用性”、“客观性”3个指标的得分更高。立法者评论道：“研讨会是我从事立法工作的7年里所利用时间最有效的地方”，“研讨会非常值得参加，并且我从来都是全神贯注。因为研讨会为立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诸如此类的评论为研讨会的成功做了最好的注脚。为了保证决策者的参与，研讨会将错开与其他官方例会的时间冲突。
根据先前对21个立法者的访谈，我们作出如下假设：决策者对选民提供的信息给予最高程度的重视，其次是研讨会、新闻通讯和报道，最后是游说集团。那么，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我们在研讨会后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收集了人们对于各种信息来源的评价情况。通过趋势分析检验这些信息评价是否符合我们之前的假设。因为其中7个立法者要么刚进入立法机构一个月，要么就是第一次参与研讨会，所以，我们的分析把这些样本排除在外。结果假设通过了检验。决策者认为研讨会是有效信息的第二大来源，得分为3.98。而选民的信息得分在4.55，是最高的。各种新闻报道(得分在3.56)和游说集团(得分在3.75)提供的信息的有效性是最低的。尽管决策者关于新闻报道和游说集团提供的信息的等级排序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假设，但是它们的均值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的趋势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F(1,39) = 10.12, p = .003。如果将新闻报道(得分为3.44)代替报刊报道(得分为3.56)的话，我们的分析结果依然成立F(1,38) = 6.46, p = .015。
在实践中，立法者和决策者已经把研讨会获得的各种信息应用到他们的立法和决策中去了。比如某州的立法者曾经将研讨会的成果用来解决香烟税问题，另一个州的立法者也将研讨会成果融合进他们关于家庭支持计划的新闻发布会。还比如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也将一次研讨会的成果吸收进了预防少女妊娠和青少年犯罪的方案中去了。此外，研讨会也积极服务于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
五、连接研究和决策的理论和实践
通过对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效果的初步考察，我们明确了加强研究和决策结合的10个很实用的步骤。这些技术和方法源自政治科学理论和过程评估的几种方法，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包括在会后对参加12个家庭研讨会71%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也包括在6-8周之后对那些参加9个研讨会人员的电话访问（应答率在25%到50%之间），还包括对那些参与过这些研讨会的州立法者、行政人员中的14个面对面的访谈。
1、根据决策者不同的学习风格发展不同的研究传输机制。决策者不是一个完全同质性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并且偏爱不同主题的信息。威斯康辛州家庭研讨会就这一点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经验：100%的参与者都更加偏爱讨论会和简短学术报告相结合的形式而不单是学术报告。有些立法者虽然缺席却可以订购获得。大众也可以很方便的获得这些报告。有些研讨会还有各种录音材料等。根据立法机构偏爱于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材料，研讨会制定了可供他们选择的传递机制（Massad, Sales,＆Acosta, 1983）。我们根据立法者的这一偏好和时间安排设计了研讨会后的75分钟大讨论以及75分钟的午餐沙龙，从而促进了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交流，得到了立法者4.7分的评价结果(1代表没有任何用处，5代表非常有用)。
一次研讨会后，13个发言人分别被安排同州决策者进行了单独的会晤，包括地方领导、健康与家庭服务部部长、联合基金的联合主席、威斯康辛州收支委员会，还有参议院院长。其中一次和州立法者的会谈使研讨会发言者随后成功的举行了一次新的研讨会，旨在帮助密尔沃基的一家福利机构解决员工不稳定和难以找到员工的困境。
2、为研究者、决策者、行政职员和政界其他人士提供一个中立的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对话平台。很多时候，研究之所以不能传递到决策中去，主要在于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所限（Weiss ＆ Bucuvalas,1980）。此类研讨会能够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的直接沟通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并且这种沟通可以扩展到研讨会后。这样，研究者和决策者可以就某一问题共同讨论、达成一致认识。从前那种研究者和决策者各执一词、固执己见的现象减少了。研讨会后，决策者被研究者的严谨和脚踏实地的作风深深折服，而研究者也对决策者丰富的信息来源和犀利的社会敏感度印象深刻。
还是让我们看看研究者和决策者自己最真实的评价吧。一次长期照顾为主题的研讨会后，某法官助理评论道“研讨会让我碰到了一群同样志趣和关怀意识的人。”一些高层决策者评论道“虽然我对有些研讨会的主题已经非常熟悉，但是我还是很乐意听到一些不带有价值偏见的研究。研讨会还能够使得不同州的同类部门的沟通和对话。”一个科长这样写道“家庭研讨会成了我生活日程中的一件大事，不同部门和不同级别的决策者的共同参与使大家能够广泛的就和家庭有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为制定一个更好的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做好了铺垫。部门利益此刻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一个州的立法者这样评论道“研讨会上得来的信息以及随后参与的各种讨论是任何其他场合所不可及的。”
研讨会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非正式性。与体制内部的各种会议相比，研讨会带给人更少的政治压力和紧张，那里少有各种既定利益集团的聒噪。正如斯密斯(1991)所说，研讨会不是旨在提出一些所谓新奇的政策，而是提供了一个供大家畅所欲言的平台。所以，这类研讨会不欢迎那些既定利益集团和媒体，因为他们总是带着对问题的偏执理解惺惺作态，并且引发无休止的争论。
3、和学术界、行政机构以及立法机关领导者将工作努力合法化。这种研讨会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对合法性的关注，甚至在实施研讨会这个计划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最初我们仅拜访了一些可能的参与者，包括两个州行政机构的两个部门的领导者，地方决策者，诸如参议院主要领导者这样的州立法者，儿童和健康服务委员会的主席，高等教育常务委员会的主席，主管家庭和儿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原先设想的就是通过这些主要参与者的热情和贡献来维系我们这个研讨会。
这些拜访之后，我们就启动了历时六个月的基本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建了一个基础深厚的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一些州立法者、几个州立大学的法人代表、合作推广部、穷困研究中心、拉福莱特研究中心（译者注：拉福莱特是威斯康辛州著名社会改革家）、法学院、几个高校里的机构，如儿童和家庭研究中心、一些不错的行政人员、政府部门的几个地方分支机构，包括威斯康辛州婚姻和家庭治疗委员会以及威斯康辛州家庭关系的主管部门在内的遍及全州的服务家庭的专业团体。咨询委员会主要是为家庭研讨会指引方向、提供资金以及努力帮我们提升公信力。比如说，为了使州立法者能够认可这类研讨会，国会和议会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写信邀请立法机关的参与。
4、选准时机对公认的问题提出政治上可行并有效的解决方案。研讨会的经验表明，研究者应该学会利用政治敏感期来吸引决策者的注意（Barrows,1994；Kaufman,1993；Kingdon,1995；Weiss,1986）。曾进行的一个以福利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正好在福利立法投票之前一天举行，为立法者提供了投票和辩论的主要依据。
Kingdon提出了一个“政策之窗”的概念。所谓“政策之窗”，是指决策者乐意做出一些决策的改变。他认为“政策之窗”不是单一因素就可以启动的，通常是3因素的合力作用，即问题、决策和政治。也就是决策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存在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支持改变的外部政治环境。三者缺一，很难实现“政策之窗”的开启。
所以，威斯康辛州的家庭研讨会的组织一般需要3个步骤。首先是研讨会主题的确定。所有参会者必须在既定的12个主题列表中进行选择，并且这个12个主题必须是州立法机构所关注的。与主题相对应，准备5或6份决策方案的书面材料。通过分别访谈供职于决策咨询委员会的3-5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从而确保两党都关注这些主题。其次，通过征集那些精通这些主题的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建议，进一步集中研讨会主题。最后，由州立法者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将集中后的主题进行排序，这样研讨会的主题就最终确定了。但是千万记住，关键在于行动，不要总是停留在计划中裹足不前。不然，“政策之窗”随时都会关闭。
5、选择那些既有个人魅力又能够提供客观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且对决策有所启示的演讲者。供职于国会委员会的一名心理学家告诫道：决策者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二是更客观有效的信息（Srtickland,1996）。决策者自己也指出他们评价研究的最重要的两条标准是客观和价值中立(Weiss,1986)。客观、高质量的研究正好是家庭研讨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一个1-5总价量表的测试中(1代表很不客观，5代表非常客观)，11个研讨会在客观性指标上的平均得分为4.26。其中一个立法者这样写道，“冷静客观的分析，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发言以及不带有任何政治污点，这着实使人耳目一新。”
选取演讲者的几条标准如下：(a)对于某一领域比较熟悉的知名学者，学术声誉较好。(b)候选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文章。(c)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d)有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的经验。(e)沟通技术良好，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更加通俗性知识。实际上，根据这些标准选择研究者确实费时费力，但是却是我们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感动的是，有些来自别的州的有志于传播自己研究的学者甚至会拒绝接受报酬(Smith1991)。
6、超越党派的政策提议。决策者从来都将自己定位为他人提议的传输者，而不是直接提出某项政策。所以他们急需寻求那些有助于决策的高质量研究以躲避游说集团的围追堵截。当然研讨会也会提供一系列可选方案而不是一种方案，从自由倾向到保守倾向（Barrows，1984, 1994；Rule,1978），从而保证研讨会的客观性和超党派性。总之研讨会的目标是：(a)给不同观点搭建交流的平台(b)让不同政治取向的决策者一起工作(c)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要坚持一些效果显著的决策。我们极力主张研讨会首先考虑自己的价值中立和超越党派性（Barrows,1994; Bimber,1996）。
7、清楚决策者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这里我们愿意修正Caplan关于研究者和决策者划分的“两群体”理论。我们认为，研究和决策的更好联结实际上牵涉到三个群体，分别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政策制定者指那些能够制定政策的州行政管理者、州政府秘书长和州立法者，政策执行者指那些州行政职员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服务提供者就是那些在第一线提供服务的人。Shonkoff（2000）采用了服务提供者这个概念，包括本文的政策执行者和服务提供者。下面我们将详尽展示三个群体在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三个维度的区别。
信息需求：研究者重在发现问题，实现理论的提升，实现知识增量的进步；决策者重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执行者重在获得解决执行中出现问题的操作性技术。从信息的精确度讲，研究者喜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决策者喜欢那些综合性信息，特别是对于决策有所影响的因素（Weiss ＆Weiss,1996）；执行者喜欢那些能够将决策操作化的信息（Shonkoff, 出版中;Unrau,1993）。
工作环境：一些研究通常耗时数年（Gallagher, 1990），而且研究者要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Shonkoff，2000）；决策者面临的环境就更加多样和易变了，他们需要得力地去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执行者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主要是满足来自服务对象的需求（Shonkoff）。
另外，三个群体工作的条件也是不同的（Shonkoff, 2000）。研究者主要的根据是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和学术文章；但是研究只是决策者考虑的因素之一，有时候华丽的辞藻甚至一则奇闻轶事对决策更有决定性作用；执行者却需要将研究成果结合具体的工作情景进行分析、判断。还有，对于那些不那么确定的研究，研究者持开放态度，决策者持回避态度，执行者也基本上持接受态度。
写作偏好：研究者在学术报告写作的过程中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在逻辑上层层展开，其中充斥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数理模型，最后在文末道出自己的研究结果。决策者却更加偏好那些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研究报告(Grob, 1992; Huston, 1994; Newman & Vincent, 1996)。决策者认为对决策的启示以及研究成果的普遍效用是他们评价一份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执行者喜欢那种篇幅适中并且略带有一些专业词汇和图表的报告，这可以使他们能和研究者展开对话，且容易向决策者说明情况。
家庭研讨会的经验表明，要把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最重要的是明确研讨会的目标群体，即决策者和执行者。会上由目标群体首先抛出问题，然后由研究者进行绘声绘色的解答。一定要注意，报告首先要开宗明义的指出研究的结论和对决策的启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不同的研讨会形式。
8、对问题的跨学科、多角度解读。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每一专业对于特定问题的解读只能反映一个侧面，所以要想真正解决一些复杂问题，尤其需要跨专业、多学科的视角(DeLeon et al., 1996; Weiss & Bu-cuvalas, 1980)。以一次家庭研讨会为例，我们组建的家庭计划委员会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包括经济、教育、家庭研究、卫生保健、法律、心理、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的成员竟然不知道与会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这就警示我们，专业分割的状态一定要突破，实现一种认识的综合和整合(Bellah, Madsen, Sullivan, Swidler, & Tipton, 1985, p. 301)。但是通过多学科介入来暴露问题复杂性的方式并不是为了论证问题的不可知性。
另一种阐明问题复杂化的方式是将问题概念化，比如Patterson的“不幸野草” (Patterson, Reid, & Dishion, 1992)概念。它准确刻画了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根源，即学龄前的、刻薄的、前后不一致的家庭教育、随后的同龄群体的排斥、极差的学校表现、加入越轨青少年的行列、吸毒以及早年被捕等。这样一种概念在决策机构的使用能够唤起人们早期家庭干预的意识。
9、构建联结研究者、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网络化平台。决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以它时刻要求三群体持续的沟通、联系。相处时间的增加以及彼此的熟悉和信任为研究者成功地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决策者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了最好的前提(Bimber, 1996; Caplan, 1979; Simmons, 1996)。研讨会有利于在大学、科研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牵线搭桥。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已经在日间照料、无过错离婚、家庭假期等项目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建议在大学、科研机构中建立支持研究者参与研讨会的实体机构，并且在人事任用和考核体系也应该把那些服务于决策的研究者考虑在内，要知道他们为了将研究传递出去也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
10、在寻求时间和资金支持方面要有所创新，原则在于激发高校和慈善者对决策者的兴趣。因为决策者是研讨会的主要受众，所以，虽然很多公共和私人基金会自身并不是去倡导某种政策，但是他们还是很乐意接触决策者的。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在密尔沃基有分别来自自由党倾向和保守党倾向的两大雄厚资金来源。大学校长也会乐于为基金会注入第一笔种子资金，就像在威斯康辛州发生的那样。他们同样会通过支持和引导一些与决策相关的活动，比如说举办各种研讨会，或者充当联络机构。大学合作推广部的执行者的表现尤为积极，因为这类研讨会正好符合他们自己抱定的人生哲学。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把在大学这块学术沃土上生产的研究成果积极地传递到外界，应用于社会现实。
六、讨论
威斯康辛州持续7年的家庭研讨会经验表明，研究可能会产生一些政策取向的新点子，并且通过研讨会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研究成果指导现实行动的效用。在加利福尼亚州、哥伦比亚、伊利诺斯州、印第安地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都已举行过或者正在进行同类性质的研讨会，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这种结论。当然各州之间的做法会有区别：(a)威斯康辛的发起者和引领者是一所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州是图书馆系统的研究部门，在伊利诺斯州是州政府的几个代表和非营利组织。（b）在威斯康辛起主导作用的州政府，而在加利福尼亚是州属的几个较大的城市。（c）威斯康辛州立法机构比较稳定并且政府四个任期，而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受任期限制并且政府只有两个任期。
我们的结论有力支持了“两群体”理论，只要我们关注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我们就可以打破研究和决策之间的隔离状态。一项经验研究指出，相比那些认为决策受限制或社会知识有局限性的理论，“两群体”理论更多地揭示了研究成果利用的差异性(Caplan, Morrison, & Stambaugh1975)。但是我们认为，考虑到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的差异，把“两群体”的理论扩展到“三群体”的理论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研究和决策的错综复杂关系。在Hayes（1982）和Shonkoff（2000）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根据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不同特点来传递研究成果，可能效果更好。
长久以来，我们都强调研究工作的价值中立，我们反对研究者过分的价值涉入并且反对他们提出一揽子计划和倡导，他们所提供的应该是不偏不倚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放弃这种期待。正像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不能因为公平是一种永远都无法真正企及的理想，我们就弃之不顾(Glenn, 1993)。
威斯康辛州的一系列研讨会向我们展示了它的7种功能：
1、研讨会使人们认识到研究非常实用并且和决策者息息相关。同时还使人们看到研究者不是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积极地帮助决策者制定出好政策(Weiss & Bucuvalas, 1980)。研讨会上品德高尚的讲演者、客观和实用的信息得到了最多的好评。
2、研讨会还使人们看到，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确保某项研究超越党派和具体利益指向。这一切都被决策者赞赏为不带任何政治污点。
3、研究者使用一些概念框架重新塑造了政治讨论的话语体系。比如说，研讨会将家庭这一单位引进了决策过程，从而克服了单一个人主义视角的局限。一个行政职员这样写道，“家庭角色这一视角的引入以及根据这一视角去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
4、研究使人们可以区分出事实和预设，从而纠正人们在决策中误把预设当作事实的做法 (Flinchbaugh, 1988)。一个立法者写道，“研讨会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各种假设”。
5、研究可以通过区分多个项目或者决策方案的有效性来指导决策者设计好的解决方案。
6、研究经常会支持或者反对某项正在进行的方案。我们的研究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Bimber, 1996)；相反，决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只要研究者不做专职的倡导者并且将研究传递给更多的群体和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些既得利益者，那么，政治讨论公开化、合法化就是研究的一项理所当然的功能。
7、取得很好成绩的有关儿童和家庭方面的研究(Werner, 1992)以及那些得到良好评价问题解决方案，使我们看到了研究成果传递给决策者的希望所在。一位参与者这样写道，研讨会使人们看到大学再一次可以“塑造理性政治”的迹象(Bevan, 1982, p. 1310)。
当然，我们也不认为把研究和决策结合的所有尝试都会走向成功，但是那些能够辨别出三个动力群体、系统化的立法过程，以及决策得到认真执行的尝试不会有太大问题。我们将上文提到的十大具体步骤和方法归并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应该提供一个供研究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交流的平台，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针对不同目标群体传递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二大类，要根据政治环境和决策者的需要来加工润色信息；努力使学术界、行政界和司法界的联系合法化、制度化；对公共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推荐那些能够提供客观和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学者作为发言人；使整个政治界都能感受到研究对决策的启示；区分决策者不同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对于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提供宽广的跨学科视野、调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性。第三大类，学术界自身的改变。必须明确和支持研究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沟通的联络，并视之为学术界的一项合理功能，就像教授委员会、公共或者私人机构内的联络者一样。
然而，尽管我们对这一事业热情高涨，但也切不可任意夸大研究成果的功用以及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的有效性(Pierre, 1985; Shon-koff, 2000; Wilensky, 1997)。研究者必须认识到民主体制的局限性，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倾向，凭借着技术专家、铁腕政客，或者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反对一些决策(Rossi & Wright, 1985)。同样，在自由市场体制下，人们会怀疑一种决策是否是符合成本收益分析，这就进一步激起人们关于它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各种政治性争论。
同样，我们也支持社会知识局限性的那种理论分析，研究很少会成为决定一项政策出台的唯一影响因素(Weiss & Bucuvalas, 1980)。只有当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感觉到实际情形和理解的情形有偏差时，社会问题才会进入公众的视线，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尽管科学能够深刻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但是科学或许很难影响人们对某一现实的最终想象”(Ross & Staines, 1972, p. 20)。根据Seeley (1985, p. 173)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擅长于分析“事情是什么样子”，可能对于形成某项政策只起有限作用，因为决策背后的价值依据就是“事情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参见Bogenschneider, 1995)。
考虑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博弈，Weiss (1986)警告说，与其期望某项研究能够对政策制定带来轰炸性的效果，还不如确保某项研究成果能够缓慢地持续地传递到决策中去，尽管这种路径还不是特别清晰。1972年成立的技术评估局（OTA）旨在帮助国会委员会客观深入地分析某些社会问题，但是Bimber对于它起伏波动的分析有力地支持了Weiss的观点。当1995年OTA被问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时候，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国会议事录中没有一次提及OTA，甚至没有一项草案提议或某次投票表决可以看到它的贡献。
Bimber（1996）谨慎地指出，评估此类机构的标准，或者说用差不多的标准去衡量那些研讨会的做法是非常荒诞的。原因首先在于评价投票表决记录本身就是肤浅的，因为通过投票做出决策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没有一个单一因素在遑论一项研究时会比其他因素影响更大。其次，OTA在决策之前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影响很多提案(比如，Bra-dy议案的提出)。比如他们帮助制定了决策的议程，他们为了一项精心制定的提案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性证据，而当人们讨论这项提案或者投票表决时他们却功成身退了。再次，OTA的员工并不总是直接和决策者沟通交流，而是通过他们的下属将信息间接地提供给他们。而这一切是不会反映在投票表决记录、提案内容和国会议事录里面的。最后，决策者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必须要有多元化的知识来源和储备。所以，当来自研究者的很多知识与其他渠道的知识杂糅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分辨出那些内容是来自研究本身。
尽管有诸多的限制和挑战，本文还是就研究成果传递到决策中去的技术和方法做了微不足道的但却具有破冰意义的尝试。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引发将来更为体系化的评估标准。这样的评估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方面它确实可使我们能够将研究和决策联结起来，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克服美国人民对于政治的偏激看法，诸如“偏执一端、鼠目寸光、条块分割，并且不是那么充满智慧和理性” (Smith, 1991)。总体上讲，研讨会教会我们期望不要不切实际、仔细区分可能的影响因素、耐心等待努力效果、创新传递机制和评估方法，不要妄想一口吃个胖子。同时我们还鼓励研究者要变得更加具有政策敏感度，这样决策者相应也会更多地关注研究成果了。尽管研究的相关性、可靠性、可推广性(Mark & Shotland, 1985; Sechrest, 1985)是某项研究是否能够得到应用的决定性因素(Wittrock, 1993)，但是本文并没有做仔细的审视。
最后，我们希望专家学者们和曾经的“象牙塔”能够有志于积极地将研究成果传递到决策中去。至于这种投入的回报，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已经给出了最好的例子。这类研讨会后，威斯康辛州制定了支持家庭的有效政策，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去记录、学习和应用的。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美国《家庭关系》2000年第3期，陆文荣摘译、薛亚利校）
书评与推介
《中国家庭研究》（第五卷）目录
| • 论文精粹 • | |
| 伴侣间的常见问题和冲突：有效的治疗干预 | J. D. 佩蒂尼利 |
| 父系家庭的持续与变迁——台湾的家庭社会学 研究1996-2000 | 伊庆春 章英华 |
| 性别不平等的起源——女性主义理论评介 及后村调查分析 | 李银河 |
| 中国的老龄人口生活状况及社会保障—— 一个基于6省实证调查的社会学研究 | 若林敬子 冯文猛 聂海松 |
| 台湾的祖孙关系与代间方案之推动 | 林如萍 |
| • 研究报告 • | |
| 上海女性的家庭生活质量和地位——60年回眸 | 徐安琪 |
| | |
| • 国外文摘 • | |
| 婚姻稳定和解体 | |
| 婚姻靠什么维系：回报、障碍和稳定性？ | D.普雷维蒂 P. R.阿马托 |
| 离婚对成人和孩子的影响 | P. R.阿马托 |
| 离婚动机的修辞 | J.霍珀 |
| 离婚时间预测：对夫妻在14年婚姻延续期内何时离婚 | J. M.戈特曼 R. W.列文森 |
| 离婚调适的预测：压力源、资源和对离婚的定义 | H. Y.王 P. R.阿马托 |
| | |
| 亲密关系暴力 | |
| 性别、职业与亲密伴侣间的暴力——男性职 业在家庭暴力中的延伸和暴力代偿 | S. A.梅尔泽 |
| 约会暴力中的长期受害者：女性的易受伤害 性和受虐关系的研究 | A. L.菲尤 K. H.罗森 |
| | |
| 家庭研究方法 | |
| 架构家庭学和人类科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 S. A.斯莫尔 |
| 家庭研究结果的报告和解释 | J. E.迪尔 E. R.安德森 |
| 研究和决策的结合：“家庭影响研讨会”的 理论和实践启示 | K.博根施奈德 J. R.奥尔森 K. D.琳尼 J.米尔斯 |
| 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和评估 | A-M.阿姆贝特 P. A.阿德勒 |
| | |
| • 资料向导 • | |
| | |
| 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目录 | |
| 国内新作索引 | |
| 附表 | |
附表目录
表1 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的国际比较
表2 男女平均结婚年龄和早婚人口比例的国际比较
表3 总和生育率和青春期生育率的国际比较
表4 避孕普及率的国际比较
表5 人口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表6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国际比较
表7 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的比较
表8 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9 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10 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11 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12 2009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3 1999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4 2009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5 1999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6 1999年和2009年各地区的少儿和老年抚养系数排序（%）
表17 2009年全国各地区15岁及以上男女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18 1999年全国各地区15岁及以上男女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19 2009年全国各地区结婚率、再婚率、离婚率和复婚率排序
表20 2009年全国各地区的涉外结婚情况
表21 2009年全国各地区离婚方式比较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国内新作索引
论 文
田先红：《碰撞与徘徊：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变迁——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马慧芳：《建国初期党推动农村妇女婚姻家庭解放的成功经验》，《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姜玉、田丰、周欣欣：《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王颉：《村庄选举中的“家族争斗”与“群体焦虑”——以Z省S县西坪村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姜全保、果臻、李树茁、Marcus W. Feldman：《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生命周期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关颖：《城市独生子女犯罪人的社会交往特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吴银涛：《社会转型期青年网恋行为的缘起、发生及结果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高丽娟：《国内单亲母亲家庭十年研究综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庄渝霞：《西方生育决策研究概述——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集成》，《国外社会科学》 2009年第4期。
陈苇、王歌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继承法制建设回顾与展望》，《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依附、人力资本与女性青年的劳动参与——来自湖北省的数据》，《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许传新：《婚姻关系满意度：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比较研究》，《妇女研究论丛》 2009年第5期。
关颖：《城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未成年人犯罪特征比较》，《学海》2009年第5期。
陈世海：《青年女性哭嫁习俗：在惯性中传承与断裂——鄂中地区哭嫁习俗的田野调查》，《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姜志刚：《称谓、生命、巫术——称“父”为“叔”习俗的文化人类学透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王歌雅：《夫妻忠诚协议：价值认知与效力判断》，《政法论丛》2009年第5期。
宋健、黄菲：《人口学视野下的婚姻家庭研究：内容与方法》，《西北人口》2009年第5期。
陈欣欣、张林秀、罗斯高、史耀疆：《父母外出与农村留守子女的学习表现——来自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5期。
李秀华：《夫妻忠实义务理论与实务维度之考量》，《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沈奕斐：《“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王歌雅：《社会性别与招赘婚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2009年第6期。
吕亚军、刘欣：《家庭政策概念的辨析》，《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王郁：《浅析虚假离婚的法律效力》，《法制与社会》2009 年第7期。
周路路、赵曙明、战冬梅：《工作—家庭增益研究综述》，《外国经济管理》2009年第7期。
陈苇、冉启玉：《构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国婚姻家庭法六十年》，《河北法学》 2009年第8期。
王跃生：《网络家庭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以北方农村为分析基础》，《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毛立平：《“财”与“德”的纠葛——近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妇女嫁妆研究的焦点与趋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9年第10期。
湖北省妇联、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明办：《湖北省万户家庭现状调查报告》，《中国妇运》2009年第10期。
牟永福、胡浩：《一项社会救助绩效评估的方法：基于弱势群体中核心家庭与单身家庭的分类比较》，《文史博览》(理论)2009年第12期。
周晓燕、周军：《中国高学历女青年婚恋观研究——2007-2008年调查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12期。
杨璐玮：《晚清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探析——以〈申报〉及画报为中心的考察》，《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6期。
崔海波：《从“父权制”到“性别契约”和“性别化的福利模式”——父权制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学理论》2009年第20期。
徐安琪：《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关颖：《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调查与分析》，《中国家庭教育》2010年第1期。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何军、李庆、张姝弛：《家庭性别分工与农业女性化——基于江苏408份样本家庭的实证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潘允康：《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1期。
邓娟、安丰岷：《论亲属关系的社会性别化特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赵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文化与结构结合的路径》，《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冯雪红：《维吾尔族妇女择偶的人类学考察——以新疆喀什地区S县A村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关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走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刘燕舞、王晓慧：《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刘莫鲜：《女性单身现象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牛端、黎光明：《家庭环境特征对主观幸福感“调节—缓和”模型的调节效应》，《心理研究》2010年第1期。
楼小奴：《从清代档案看婚姻触礁后妇女的境遇》，《四川档案》2010年第1期。
杨清惠：《受虐妇女报复性犯罪轻刑化处罚之根据》，《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1期。
宋丽娜：《媒妁之言六十年：村庄传统与婚姻变革》，《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孙淑敏：《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入地区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西北人口》2010年第1期。
石春霞、张红：《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家庭养老研究》，《广东农业科学》2010年第1期。
吴翠萍：《城市女性养老的资源及策略选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吴惠芳、叶敬忠、刘鹏：《农村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农村经济》2010年第1期。
唐钧：《中国住房保障问题：社会政策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格勒：《西藏家庭与西藏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对西藏50年来社会变迁的实地调查》， 《人权》2010年第1期。
南希·E·列文、周云水：《同性恋的婚姻、生育和亲属制度》，《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刘红梅、周胜跃：《从韩国家族和婚姻法律的修改看韩国女性地位的改善》，《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1期。
王礼仁：《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不是最好的法律——以女性从政和婚姻诉讼为视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崔明堂、王广金：《和谐新农村构建中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分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孙鹃娟：《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人口学刊》2010年第1期。
吴惠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叶松庆：《边缘性的城市青年特殊群体——对某市青年同性恋者的个案研究》，《青年探索》2010年第1期。
姚建平、梁智：《从救助到福利——中国残疾儿童福利发展的路径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张善根：《学校社会工作与校园暴力的防控》，《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1期。
胡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省H乡为个案》，《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1期。
张云英、黄金华、王禹：《论孝文化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迈克尔·G·佩勒兹、王天玉、周云水：《世纪晚期人类学的亲属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孙远太：《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
王列军：《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张亚军、胡利敏：《家庭暴力下受暴女性犯罪的量刑与执行途径》，《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张建平、王军：《家庭购买决策中的夫妻角色研究文献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
杨雪：《日本介护老年父母过程中的家庭策略分析——对横滨市一个家庭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
巫锡炜、郭志刚：《我国从妻居的时空分布——基于“五普”数据的研究》，《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
陈建兰：《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州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2期。
孙敏、田孟、钟琴、郑晓园：《社会变迁下的婆媳关系诸态研究——基于鄂东南X村的实地调查》，《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
谢桂华：《家庭居住模式与子女赡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童星、王增文：张秀兰，方黎明，
张秀兰、方黎明、
尹银、周俊山、张天骄：《住房对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分析》，《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
关颖：《关于家庭教育纳入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探讨》，《中国家庭教育》2010年第2期。
刘汶蓉：《婚前性行为和同居观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现代性解释框架的经验验证》，《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
尹银、周俊山、张天骄：《住房对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分析》，《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
马晓娟、高石钢：《社会转型期宁夏农村回族离婚问题初探——以同心县韦州镇为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邵国平：《独生子女恋爱观及其行为调查与分析》，《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
倪才龙、耿建：《建立健全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若干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陈青霞、赵陵波、何少颖：《边缘女青少年不安全性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以福州市某青少年特训营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张曼华、付倩：《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与家庭心理治疗》，《医学与社会》2010年第3期。
吴惠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周国华：《2008年流动与留守儿童研究新进展》，《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3期。
夏吟兰、郝佳：《家庭暴力法律防治理念刍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正义观》，《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姜又春：《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留守儿童养育模式研究——以湖南潭村为例》，《西北人口》2010年第3期。
朱静辉：《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西北人口》2010年第3期。
崔丽娟、邹玉梅：《家庭功能缺失对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3期。
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邵书龙：《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毛晓洁、胡恭华：《青少年自杀的危险因素分析》，《医学与社会》2010年第3期。
陈平：《城市养老模式新探——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孙云晓、李文道、赵霞：《男孩危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一文的回应》，《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风笑天：《独生子女：媒介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红峰、王增：《青海柴达木蒙古族家庭变迁调查——以宗加乡阿旺家族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张学东、李红霞：《儿童语言早熟与家庭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王跃生：《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3期。
姚桂桂：《试论美国“贫困女性化”——20世纪后期的一个历史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张迎黎、张亚林、何影、柳娜：《几种常用家庭暴力评估工具介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3期。
徐安琪：《“孩奴”现象传媒炒作的负效应和实证辨正》，《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4期。
孔海娥：《从沉默到有限自主：新中国60年农村女性择偶自主权研究——以湖北省浠水县两个村庄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徐安琪：《白头偕老：新世纪的神话？——终身婚姻态度的代际比较研究》，《青年研究》2010年第4期。
丁桂芳、黄彩文：《哈尼族奕车人离婚现象的人类学分析》，《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王跃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伍海霞：《河北农村老年人家庭生命周期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4期。
周长城、韩秀记：《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张翼：《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4期。
杨菊华、姜向群、陈志光：《老年社会贫困影响因素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人口学刊》2010年第4期。
周兴、王芳：《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人口学刊》2010年第4期。
蔡玲：《以ABC-X模型为基础的农民工家庭压力研究》，《江汉论坛》2010年第6期。
朱农飞、周路路：《工作-家庭文化、组织承诺与离职意向的关系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张赛、路孝琴、杜蕾、杜娟、王嵬、郭爱民、崔树起：《家庭功能评价工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中国全科医学》2010年第7期。
陈学明、陈祥勤：《当今人类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家庭?——对赖希的“性革命”思想之研究》，《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王晶、吴明霞、廖礼惠、吴梅宝：《国外工作-家庭平衡研究的现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8期。
唐咏、楼玮群：《长期护理对老人居家和社区照顾的影响和挑战研究——以深圳为例》，《兰州学刊》2010年第7期。
徐安琪：《浪漫爱的追求：渐行渐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专 著
李树茁、伍海霞、韦艳、靳小怡、［美］费尔德曼：《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生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杨菊华、宋月萍、翟振武、陈卫等：《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王金玲、林维红主编：《性别视角：生活与身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梁青岭：《现代婚姻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日］林光江：《国家 独生子女 儿童观——对北京市儿童生活的调查研究》，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孟德花：《别居与离婚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陈爱武：《家事法院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于秀：《不完整的天空——来自中国单亲家庭的成长报告》，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年版。
王勤芳：《别居法律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裴晓梅 房莉杰：《老年长期照护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徐静莉：《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李树茁，韦艳，任锋：《国际视野下的性别失衡与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曲凯音：《云南留守女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版。
［英］德斯蒙娜·莫利斯著，何道宽译：《裸猿三部曲：亲密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版。
顾宝昌、李建新主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曾毅等著：《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9》，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年版。
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目录
一、Editorial Comment
编辑评论
1、From the Editor
David H. Demo
编者的话
二、Minisymposium on Gender and Parenting
性别与亲职讨论
2、How Does the Gender of Parents Matter? (p 3-22)
Timothy J. Biblarz, Judith Stacey
3、Generating Heat or Light?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Address Variables (p 23-28)
Lisa Strohschein
使问题更激烈还是更清楚？社会生态变量带来的挑战
4、Studying Complex Families in Context (p 29-34)
Abbie E. Goldberg
在脉动情境中研究复杂家庭
5、Same-Sex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arental Gender (p 35-40)
Fiona Tasker
同性养育与儿童发展：审视父母的性别贡献
6、Ideal Families and Social Science Ideals (p 41-44)
Timothy J. Biblarz, Judith Stacey
理想家庭与社会科学的理想。
三、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亲密关系
7、When Does Race Matter? Race, Sex, and Dating at an
种族什么时候起作用？精英大学中的种族、性别和约会研究
8、Relationship Transitions Among Youth in Urban Kenya (p 73-88)
Shelley Clark, Caroline Kabiru, Rohini Mathur
肯尼亚城市青年的关系变化研究
9、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Nonmarital Fertility: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p 89-104)
Scott J. South, Kyle Crowder
时空纬度下的贫民聚居和非婚生育
10、Does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Predict Subsequent Marital Stability and Marital Quality? A Meta-Analysis (p 105-116)
Anita Jose, K. Daniel O'Leary, Anne Moyer
婚前同居能否预测婚后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婚姻质量？——一种元分析方法
11、Life Course Stage in Young Adulthood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gruence in Family Attitudes (p 117-134)
Freek Bucx, Quinten Raaijmakers, Frits van Wel
青年时期的生命历程阶段与家庭观念的代际一致性
四、Of General Interest
一般议题
12、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Depressive Symptoms (p 135-147)
Chrystyna D. Kouros, E. Mark Cummings
丈夫和妻子抑郁症状之间的纵向联系
13、Parent Care as Unpaid Family Labor: How Do Spouses Share? (p 148-164)
Ursula Henz
作为无偿家庭劳动的抚育：夫妻之间如何分配？
14、“Women's Work”? Women Partners of Transgender Men Doing Housework and Emotion Work (p 165-183)
Carla A. Pfeffer
“女人的事儿？”女人变性男伴的家务和情感
15、Separate Spheres or Increasing Equality? Changing Gender Beliefs in Postwar
Kristen Schultz Lee, Paula A. Tufiş, Duane F. Alwin
战后日本性别观念的变化：越来越隔离还是越来越平等？
16、Family and Household Formations and Suic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p 202-213)
Justin T. Denney
美国的家庭、家庭结构与自杀
五、Book Reviews
书评
17、Women at the Top: Powerful Leaders Tell Us How to Combine Work and Family-by Diane F. Halpern and Fanny M. Cheung (p 214-215)
Caryn E. Medved
位于顶峰的女性：强有力的领导者告诉我们如何兼顾家庭和工作（作者D•F•史蒂文和F•M•昌）
18、The Nature of Sexual Desire - by James Giles and Lanham, M.D. (p 215-217)
Tiffani S. Kisler
性欲的本质（作者J•吉尔斯、M•D•兰汉姆）
2010年第2期
一、Paren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父母、子女和青少年
1、Partnership Transitions and Maternal Parenting (p 219-233)
Audrey N. Beck, Carey E. Cooper, Sara McLanahan, Jeanne Brooks-Gunn
夫妻关系变化与母亲抚育
2、Race/Ethnic Differences in Effects of Family Instability on Adolescents' Risk Behavior (p 234-253)
Paula Fomby, Stefanie Mollborn, Christie A. Sennott
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家庭不稳定效应中的种族/人种差异
3、Adolescent Triangulation Into Parental Conflicts: Longitudinal Implications for Appraisals and Adolescent-Parent Relations (p 254-266)
Gregory M. Fosco, John H. Grych
青少年卷入父母矛盾后的三角关系：纵向评估的意义及青春期亲子关系
4、The Nature and Correlates of Sibling Influence in Two-Parent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p 267-281)
Shawn D. Whiteman, Julia M. Becerra Bernard, Susan M. McHale
非裔美籍的双亲家庭中，兄弟姊妹相互影响的实质和关联分析
5、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arital Conflict and Divorce on Parent – Adult Children's Relationships (p 282-292)
Tianyi Yu, Gregory S. Pettit, Jennifer E. Lansford, Kenneth A. Dodge, John E. Bates
婚姻冲突和离婚对父母--成年子女关系的交互效应
6、Happy Spouses, Happy Parents?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Finnish and Dutch Dual Earners (p 293-306)
Kaisa Malinen, Ulla Kinnunen, Asko Tolvanen, Anna Rönkä, Hilde Wierda-Boer, Jan Gerris快乐的夫妻，幸福的父母？荷兰和芬兰双职家庭关系研究
7、Mothering, Father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in Toddler Boys (p 307-317)
Marjolein Verhoeven, Marianne Junger, Chantal van Aken, Maja Deković, Marcel A. G. van Aken
母职、父职和男婴的外显行为研究
二、Families and Adult Health
家庭与成人健康
8、The Importance of Parenting and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Fathers' Psychological Health (p 318-332)
Holly S. Schindler
抚育孩子和经济贡献对促进父亲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9、Mothers' Differenti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ult Children (p 333-345)
Karl Pillemer, J. Jill Suitor, Seth Pardo, Charles Henderson Jr.
母亲的差异与成年子女的抑郁症状
10、Buffer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Links With Depression Among Rural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p 346-359)
Erica C. Odom, Lynne Vernon-Feagans
种族歧视的缓冲：农村非裔美籍母亲的沮丧心理的影响因素
三、Of General Interest
一般议题
11、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Young Adult Dating, Cohabitating, and Married Drinking Partnerships (p 360-374)
Jacquelyn D. Wiersma, H. Harrington Cleveland, Veronica Herrera, Judith L. Fischer
年轻成人约会、同居和已婚酗酒伴侣中的亲密伴侣暴力
12、Gender Asymmetry in Family Migration: Occupational Inequality or Interspous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p 375-392)
Kimberlee A. Shauman
移民家庭的性别不对称：是职业不平等还是夫妻间的比较优势？
四、Book Reviews
书评
13、The Everyday Lives of Young Children: Culture, Class, and Child Rearing in Diverse Societies - by Jonathan Tudge (p 393-396)
Fabienne Doucet
幼童的日常生活：不同社会的文化、阶层和育儿（作者J•塔吉）
14、Color Lines, Country Lines: Race, Immigration, and Wealth Stratification in
Matthew A. Painter II, Zhenchao Qian
15、肤色标示、国家标示：美国的种族、移民和财富分层（作者郝灵欣）
Forthcoming Article
编辑评论
1、The Decade in Review (pages 401–402)
David H. Demo
10年回顾
2、Demograph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2000s (pages 403–419)
Andrew J. Cherlin
美国的人口统计趋势：21世纪前10年的研究综述
3、Filling the Glass: Gender Perspectives on Families (pages 420–439)
填补研究不足：性别视角下的家庭研究
4、Critical Race Theories, Colorism, and the Decade's Research on Families of Color (pages 440–459)
Linda M. Burton, Eduardo Bonilla-Silva, Victor Ray, Rose Buckelew and Elizabeth Hordge Freeman
种族批判理论、肤色主义和10年来对有色人种家庭的研究
5、Poverty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A Decade in Review (pages 460–479)
Kathryn Edin and Rebecca Joyce Kissane
贫困与美国家庭：10年研究回顾
6、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Families (pages 480–497)
Timothy J. Biblarz and Evren Savci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家庭研究
7、Connecting Complex Processes: A Decade of Research on Immigrant Families (pages 498–515)
Jennifer E. Glick
复杂过程的连接：10年来移民家庭研究综述
Lynn Prince Cooke and Janeen Baxter
国际背景下的“家庭”：西方社会的制度影响的比较研究
9、Family Risk an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War and Terrorism (pages 537–556)
Shelley M. MacDermid Wadsworth
战争和恐怖主义背景下的家庭危机和弹性
10、Partnering Across the Life Course: Sex, Relationships, and Mate Selection (pages 557–575)
Sharon Sassler
生命周期中的夫妻关系：性、关系和择偶
Pamela J. Smock and Fiona Rose Greenland
父母身份形成的多元化途径：模式、含义和新兴的研究方向
12、Families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Review, Critique, and Future Agenda (pages 594–611)
Robert Crosnoe and Shannon E. Cavanagh
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研究：回顾、评论和未来发展
13、Parenthood, Childlessness, and Well-Being: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pages 612–629)
Debra Umberson, Tetyana Pudrovska and Corinne Reczek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父母身份、不要孩子和幸福感
14、Marriage in the New Millennium: A Decade in Review (pages 630–649)
Frank D. Fincham and Steven R. H. Beach
新千年的婚姻：10年回顾
15、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pages 650–666)
Paul R. Amato
离婚研究：延续的趋势和新发展
Megan M. Sweeney
再婚和再婚家庭：21世纪家庭学的重要领域
17、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Processes,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ages 685–704)
Rand D. Conger, Katherine J. Conger and Monica J. Martin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过程与个人发展
18、Work and Family Researc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pages 705–725)
Suzanne M. Bianchi and Melissa A. Milkie
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的工作与家庭研究
19、Conflict, Power, and Violence in Families (pages 726–742)
Kristin L. Anderson
家庭中的冲突、权力和暴力
20、Advances in Families and Health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pages 743–761)
Deborah Carr and Kristen W. Springer
21世纪家庭和健康研究的发展
21、Bio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Family: A Decade Review (pages 762–782)
Brian M. D'Onofrio and Benjamin B. Lahey
生物社会学对家庭的影响：10年综述
22、Family Policy: Becoming a Field of Inquiry and Subfield of Social Policy (pages 783–803)
Karen Bogenschneider and Thomas J. Corbett
家庭政策：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和社会政策的分支。
2010年第4期
一、Research Reviews
研究综述
1、Religion in Families, 1999–2009: A Relational Spirituality Framework (p 805-827)
Annette Mahoney
1999-2009年家庭成员宗教信仰研究综述：一个精神关系分析框架
2、Capital at Home and at School: A Review and Synthesis (p 828-846)
Toby L. Parcel, Mikaela J. Dufur, Rena Cornell Zito
家庭资本和学校资本：一项研究回顾与综述
二、Work and Family
工作和家庭
3、Coping With Overload and Stress: Men and Women in Dual-Earner Families (p 847-859)
Chris A. Higgins, Linda E. Duxbury, Sean T. Lyons
双职工家庭中应对压力和过载负荷的性别比较研究
4、Nonstandard Work Schedules and Partnership Qualit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Findings (p 860-875)
Melinda Mills, Kadri Täht
非标准工作时间安排和伴侣关系的质量：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发现
5、Migration Decisions Within Dual-Earner Partnerships: A Test of Bargaining Theory (p 876-892)
Martin Abraham, Katrin Auspurg, Thomas Hinz
双职工家庭中谁拥有移民决定权?一项对协商理论的检验
三、Divorce and Family Structure
离婚与家庭结构
6、Are Divorce Studies Trustworthy? The Effects of Survey Nonresponse and Response Errors (p 893-905)
Colter Mitchell
离婚研究可靠吗？调查中受访者的无回应与回应误差的影响
7、The Timing of Cohabitation and Engagement: Impact on First and Second Marriages (p 906-918)
Scott M. Stanley, Galena K. Rhoades, Paul R. Amato, Howard J. Markman, Christine A. Johnson
同居与订婚的时机：初婚和再婚的影响
8、Work-Related Health Limitations, Education, and the Risk of Marital Disruption (p 919-932)
Jay Teachman
与工作有关的健康限制、教育与离婚风险的关系研究
9、Psychosocial Well-Be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orce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p 933-946)
Daniel Potter
离婚与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和心理健康研究
10、Poverty and Material Hardship in Grandparent-Headed Households (p 947-962)
Lindsey A. Baker, Jan E. Mutchler
由祖辈主导的家庭的贫困和物质匮乏
四、Of General Interest
一般议题
11、The Couple That Prays Together: Race an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Working-Age Adults (p 963-975)
Christopher G. Ellison, Amy M. Burdette, W. Bradford Wilcox
共享宗教信仰的夫妇：劳动适龄成人的民族、种族、宗教与关系质量
12、Educational Progress and Parenting Among Mexican Immigrant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 (p 976-990)
Robert Crosnoe, Ariel Kalil
墨西哥移民中幼儿母亲的教育过程和亲职
13、Conflict Resolution in Mexican-Origin Couples: Culture, Gender, and Marital Quality (p 991-1005)
Lorey A. Wheeler, Kimberly A. Updegraff, Shawna M. Thayer
墨西哥裔夫妇的冲突解决：文化、性别和婚姻质量
14、Old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ix Developed Nations: Comparis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ffection and Conflict (p 1006-1021)
Merril Silverstein, Daphna Gans, Ariela Lowenstein, Roseann Giarrusso, Vern L. Bengtson
亲情和冲突的交汇：6个发达国家的年老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比较研究
15、Parent–Child Coresidence: Who Moves in With Whom and for Whose Needs? (p 1022-1033)
Annika Smits, Ruben I. van Gaalen, Clara H. Mulder
父母与子女同住：谁搬进谁家？以谁的需求为准？
五、Book Reviews
书评
16、Battle Cries: Black Women and Intimate Partner Abuse - by Hillary Potter (p 1034-1036)
Michael P. Johnson
呐喊：黑人女性与亲密关系虐待（作者H•波特）
17、Consequential Strangers: The Power of People Who Don't Seem to Matter But Really Do - by Melinda Blau and Karen L. Fingerman (p 1036-1038)
Daniel Perlman
重要的陌生人：貌似无足轻重实则不然的人的力量（作者M•布劳和K•L•芬格曼）
2010年第5期
一、Research Reviews
研究评述
1、Aging and Family Life: A Decade Review (pages 1039–1058)
Merril Silverstein and Roseann Giarrusso
老龄化与家庭生活：十年回顾
2、Marriage and Child Well-Being: Research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pages 1059–1077)
Susan L. Brown
政策视角下的婚姻与儿童福利研究
二、Children's Living Arrangements
儿童的生活安排
3、Children With Nonresident Parents: Living Arrangements, Visitation, and Child Support (pages 1078–1091)
Susan D. Stewart
父母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安排、探视和抚养研究
4、Sex Differences in Parenting Behaviors in Single-Mother and Single-Father Households (pages 1092–1106)
Mikaela J. Dufur, Nyssa C. Howell, Douglas B. Downey, James W. Ainsworth and Alice J. Lapray
单亲母亲家庭和单亲父亲家庭在亲职行为上的性别差异
5、Single Custodial Fathers'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Implications for Outcomes in Emerging Adulthood (pages 1107–1127)
Jacinta Bronte-Tinkew, Mindy E. Scott and Emily Lilja
单亲父亲的参与和抚养对子女成年初期的影响
6、Changes in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in Foster Care (pages 1128–1140)
Lenore M. McWey, Ming Cui and Andrea L. Pazdera
寄养青少年的问题变化研究
三、Marriage and Intimate Unions
婚姻与亲密关系
7、Economic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Young Couples: Comparing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pages 1141–1154)
Jessica Halliday Hardie and Amy Lucas
同居与已婚年轻夫妇的经济要素和关系质量比较研究
8、The Reproductive Context of Cohab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Change and Variation in Contraceptive Use (pages 1155–1170)
Megan M. Sweeney
美国近期同居关系中性生活避孕用具的使用差异与变迁研究
9、Patterns of Change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Over the Newlywed Years (pages 1171–1187)
Justin A. Lavner and Thomas N. Bradbury
新婚期婚姻满意度变化的模式
10、Marital Conflict Behaviors and Implications for Divorce Over 16 Years (pages 1188–1204)
Kira S. Birditt, Edna Brown, Terri L. Orbuch and Jessica M. McIlvane
结婚16年内不同时期的冲突行为对离婚的影响
11、Just the Two of Us? How Parents Influence Adult Children's Marital Quality (pages 1205–1219)
Corinne Reczek, Hui Liu and Debra Umberson
只有我们两个人吗？父母如何影响成年子女的婚姻质量。
12、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Union Stability in Fragile Families (pages 1220–1233)
Robin S. Högnäs and Marcia J. Carlson
代际关系对脆弱家庭稳定性的影响
13、Selection, Alignment, and Their Interplay: Origins of Lifestyle Homogamy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pages 1234–1248)
Oliver Arránz Becker and Daniel Lois
选择、调整与互动：夫妻关系生活方式趋同的由来
14、Homogamy and Intermarriage of Japa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s With Whites Surrounding World War II (pages 1249–1262)
Hiromi Ono and Justin Berg
二战前后日本和日裔婚姻和跨族婚姻的研究
15、Union Dissolution and Mobility: Who Moves From the Family Home After Separation? (pages 1263–1273)
Clara H. Mulder and Michael Wagner
婚姻的解体和流动：是谁促使离异者从家庭住宅中走出来？
四、Work and Family
工作与家庭
16、The Within-Job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Norway, 1979–1996 (pages 1274–1288)
Trond Petersen, Andrew M. Penner and Geir Høgsnes
1979-1996年挪威女性育儿期的减薪留职研究
17、Nonstandard Work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pages 1289–1300)
Ariel Kalil, Kathleen M. Ziol-Guest and Jodie Levin Epstein
非固定工作与婚姻不稳定——源于全国青年纵向调查的一项研究
18、Duration of Leave and Resident Fathers' Involvement in Infant Care in Australia (pages 1301–1316)
Amanda Hosking, Gillian Whitehouse and Janeen Baxter
澳大利亚居家父亲在假期参与婴儿护理
19、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mporal Involvement (pages 1317–1328)
Anne Roeters, Tanja Van Der Lippe and Esther S. Kluwer
工作特点与亲子关系质量：参与时间的中介作用
20、Time With Children, Children's Well-Being, and Work-Family Balance Among Employed Parents (pages 1329–1343)
Melissa A. Milkie, Sarah M. Kendig, Kei M. Nomaguchi and Kathleen E. Denny
双职父母陪伴儿童、儿童幸福感以及平衡家庭—工作关系的研究
21、Parenthood, Gender and Work-Family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Italy, France, and Denmark (pages 1344–1361)
Lyn Craig and Killian Mullan
父母身份、性别、家庭-工作时间——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丹麦的调查
五、Of General Interest
一般议题
22、It Takes a Village (Perhaps a Nation): Families, States,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pages 1362–1376)
Patrick Heuveline, Hongxing Yang and Jeffrey M. Timberlake
关乎整个村庄（甚至国家）的事儿：家庭、国家和教育成就的关系
23、Unanticipated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of a Positi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ges 1377–1390)
Ruth N. López Turley, Matthew Desmond and Sarah K. Bruch
积极的亲子关系对教育的非预期后果。
24、Micro- and Macrolevel Determinant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Six Arab Countries (pages 1391–1407)
Niels Spierings, Jeroen Smits and Mieke Verloo
妇女就业的微观和宏观影响因素——基于6个阿拉伯国家的考察
25、Kin and Youths i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Youth-Headed Households in Namibia (pages 1408–1425)
Mónica Ruiz-Casares
社会网络中的亲属和年轻人——对纳米比亚年轻户主家庭的考察
26、Buffering Effects of a Family-Based Intervention for African American Emerging Adults (pages 1426–1435)
Gene H. Brody, Yi-fu Chen, Steven M. Kogan, Karen Smith and Anita C. Brown
非裔美国人中以家庭为基础对青年初期干预的缓冲作用研究
27、Men's and Women's Pathways to Adulthood and Their Adolescent Precursors (pages 1436–1453)
Sabrina Oesterle, J. David Hawkins, Karl G. Hill and Jennifer A. Bailey
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成长路径以及青春期先兆
六、Book Reviews
书评
28、21st Century Marriage in America (page 1454)
Heather M. Helms
美国21世纪的婚姻
29、The Marriage-Go-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Today - by Andrew J. Cherlin (pages 1455–1457)
Paul R. Amato
婚姻——随心所欲：当前美国家庭的婚姻和家庭状况——Andrew J. Cherlin著
30、The Marriage-Go-A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Today - by Andrew J. Cherlin (pages 1457–1459)
Mark A. Fine
婚姻面面观：当前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状况——Andrew J. Cherlin著
31、Changing Relations: Achieving Intimacy in a Time of Social Transition - by Robin Goodwin (pages 1459–1460)
Tanya L. Boone
变化中的关系：社会转型期亲密关系的实现——Robin Goodwin著
32、The Story of Sexual Identity: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Gay and Lesbian Life Course - edited by Phillip Hammack and Bertram Cohler (pages 1460–1462)
Brad Van Eeden-Moorefield
性身份认同的故事：叙事视角下男女同性恋的生命历程——Phillip Hammack and Bertram Cohler主编
七、Special Reviewers
33、Special Reviewers (pages 1463–1466)
特约评论专家
八、Author Index
34、Author Index (pages 1467–1468)
作者索引
九、Keyword Index
35、Keyword Index (pages 1469–1471)
关键词索引
十、Cumulative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36、INDEX TO VOLUME 72, 2010 Cumulative Table of Contents (pages 1472–1479)
2010年目录索引
（吴文言译，刘汶蓉校）
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家庭问题研讨会
征文启事
广州家庭杂志期刊集团、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将于2011年7月上旬（具体日期另定）举办“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家庭问题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家庭变迁、华人社会和中西方家庭的比较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公共政策的探讨。
现向社会公开征文并将研讨会的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 有意参加者请在
二、如
三、所提交的论文请按如下格式规范书写：
1、论文题目用3号黑体，下为英文题目、作者单位和姓名，英文摘要500字；
2、全文用单倍行距的5号宋体；第一层次标题居中，以一、二、三……标出，4号宋体；第二层次标题左缩进2字符，以（一）、（二）、（三）……标示；小4号宋体；第三层次标题左缩进2字符，以1、2、3、……标示，5号宋体；
3、注释用每页重新编号的脚注：①、②、③……，6号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体），首行左缩进2字符；中文论文用引号，专著用书名号；英文论文、书名不用引号，杂志名、专著名为斜体，如：
①阿尔费雷德•金西著、潘绥铭译：《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②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③Becker, M. B., & Rozek, S. J. (1995). Welcome to the energy crisi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2, 230-343.
④Weitzman, L. J. (1985).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n.
四、投稿信箱：familystudy@sass.org.cn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13817550402刘汶蓉
五、正式邀请信将于6月中旬陆续发出（未填写回执者将仅发给电子版邀请信）。
广州家庭杂志期刊集团
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
回 执
| 姓名 | | 性别 | | 单位 | |
| 职位/职称 | | 联系地址 | | ||
| 邮编 | | | | ||
| 电话 | | 手机 | | ||
| 住宿 | 1、包间——400元左右； 2、合住——200元左右 | ||||
| 论文题目* | | ||||
| 会议通知 | 1、电子版通知即可； 2、纸质版通知 | ||||
* 不提交论文者也可参加，但要交500元注册费
**我们将根据回执填写和论文提交情况发出不同的会议通知，参加者对会议通知有什么其他要求请在下面注明——
《中国家庭研究》（第六卷）
征稿启事
为体现家庭研究的原创性和多样性，《中国家庭研究》自第四卷起进行了改版，不再转载在大陆学术期刊网上可搜索的论文，主要录用首发稿件，同时也转载部分境外学术期刊的中文论文、境内外论文集/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中的优秀论文，以及外文论文的摘译或编译稿。
《中国家庭研究》（第六卷）将于2011年12月出版，现有有关征稿事宜说明如下：
一、栏目设置
（1）论文精粹：主要刊登家庭研究的首发成果，部分转载在大陆学术期刊网上搜索不到的论文、专著章节，也包括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的新作，博、硕士论文的精华缩写等；
（2）研究报告：期待各学科家庭研究课题的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报告；
（3）学术综述：对国内外家庭研究专题作系统的文献梳理，以增进学术积累；
（4）国外文摘：介绍国外经典的或最新的在选题、理论、方法和资料上有创新意义或学术前沿的家庭研究成果；
（5）推介与评论；对国内外婚姻家庭研究著作或论文做解析、评论，以推介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争鸣；
（6）学界动态：家庭研究课题、社会工作的介绍、研讨会综述等（由于出版周期的缘故，仅刊登下半年的学术动态）；
（7）传媒时评：对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新闻报道等所反映的婚姻家庭现实和趋势进行评论，尤其欢迎对社会流行的偏颇的传媒作品加以分析、批评的时评。
二、投稿方式
《中国家庭研究》采用网上投稿方式。除了首发稿件外，作者或读者还可以自荐或推荐境外学术期刊的中文论文、境内外论文集/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中的优秀论文。已发表的中文论文、研究报告、学术综述、评论以及外文翻译稿，请同时附原版的电子文本，并写明作者、发表书刊、期号和时间。来稿以不超过15000字为宜。
三、录用方式
《中国家庭研究》对稿件的取舍重在学术水平，并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编辑在收到稿件后即给予回复，投稿人在两月内未收到录用通知可另投他刊。
四、格式体例
纸张大小选16开（18.4×26），页边距上3.4，下3.0，左2.8，右2.8。其他格式体例同本通讯第37页征文启事。
五、截稿时间
《中国家庭研究》（第六卷）截稿时间为
投稿邮箱地址：jiating@sass.org.cn
联系人：薛亚利。
稿件一经采用，将根据转载或首发、翻译或自撰等情况，分别按20-50元/千字左右给付稿酬并寄样书2册。
《中国家庭研究》热诚欢迎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教学、社会工作者以及博、硕士研究生惠赐专稿。
《中国家庭研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