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

总第18期

会议综述

“2015年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5年10月24-25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EHESS）、华中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行政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的研讨。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潘允康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伊莎贝拉•巴库什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莫里斯•哈布瓦赫中心C•托巴洛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丽研究员分别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兼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再造巴黎与扩大巴黎（1940-1970）”、“法国城市社会学30年”、“近十年中国的世界城市史研究”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针对城市化、城市社会学科发展等热点议题发表了见地深刻、寓有新意的论述。四位中法学者的主旨发言相得益彰、互为比较，推动了中法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引发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

从24日下午开始，与会者围绕“城市社会与治理”、“城市空间与治理”、“城市社会与空间”、“城市问题与治理”等多项专题，对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前沿、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城市社会与治理”专题讨论中，华中科技大学的刘成斌通过分析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异地购房与就地购房均已成为农民工购房城镇化的主体类型，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会进行理性的区位选择。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李培志对业主委员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性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认识并重视业主委员会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性将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北京行政学院的王雪梅则以北京市为例，阐释了后整治时代的城乡结合部呈现出的四大“新常态”，并由此提出了以“善治”替代“整治”、分类治理的思路。

在“城市空间与治理”专题讨论中，中央民族大学的郭治谦通过对《巴黎城记》的评述，阐释了现代性“脱域”于自然而形成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并进一步透过19世纪巴黎都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呈现出了现代性的实践逻辑。北京行政学院的吴军论述了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问题，提出文化动力模式作为一种全新思维，可以重塑城市发展与转型的后工业路径。中国传媒大学的齐骥从文化治理视角出发对城市化空间逻辑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探讨了文化治理如何才能有效推进城市空间重构的问题。

在“城市社会与空间”的专题研讨中，广东财经大学的蔡静诚以珠三角乐从镇社区为例，讨论了社会工作在新兴乡镇该如何回应乡镇社会建设需求的问题，并阐明出未来结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石家庄学院的张红霞探讨了建设“幸福城市”的实现路径问题，强调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更要彰显城市的特色与人文精神。东南大学的陈宏胜则对1980年以来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有关城镇化的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以此呈现出了中国城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相关的核心议题。

“城市问题与治理”专题研讨涉及的议题相对广泛。其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段岩娜考察了新移民子女在互联网世界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张银锋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当前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内在关联；中央刑事警察学院的刘昱彤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涵义与特征以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陈景以河北B市为例探讨了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问题，等等。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议程紧凑、互动热烈、交流成果丰富、会务简朴高效，在加强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提高城市社会学研究前瞻性和增进本学科领域中外学者之间沟通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凸显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特殊性

    本报讯  （记者刘翔英）10月24—25日，“2015年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城市空间与治理、城市社会与治理等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以及中法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20世纪是全球大范围城市化时期，城市社会学常会遇到怎样定义其研究对象特殊性的问题。如果全世界实现城市化，或基本实现城市化，那么城市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的区别在哪里？通过回顾瑞斯曼关于非线性发展的多种“城市社会学”范式的讨论，并结合法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变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里斯汀•托巴洛夫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社会学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与历史背景有关，法国的城市社会学随着198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学派”研究范式的衰落，转向当下对被排斥的空间，特别是城市族群聚居区、非人性化的建筑、城市边缘，以及被社会所排斥群体的关注。因此，基于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对其当下社会问题的回应。

    统筹规划、发展和建设城市群是城市化战略的优势选择。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允康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设想和实践，可以扩大聚集经济的优势，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京津冀不同模式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和扩大城市化中的辐射作用。

此次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30日

他山之“实”：2015年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综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与法国战后的城市化逻辑相合：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配合;而中国1998年以后，人口大量向城市迁徙、城市扩张、产业转型、街区变革以及治理方式变化，这些演变也与法国战后的城市化相似。当下，中国已全面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我们或许可以从有相似城市发展与治理逻辑的他国吸取经验教训，使城镇化进程真正以人为本。

　　经过一年多准备，2015年10月19日-26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承办，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共同协办的“2015年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召开。工作坊围绕中法城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展开报告与对话。

    一、背景

　　法国在战后经历了“光辉30年”的繁荣期(1945-1975)，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移民涌入大城市。城市扩张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研究的发展，这时期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政策等新兴学科发展，促进了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潮流。讲述者权力、非线性叙事、回到历史维度等不同研究视角受到重视，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议题及其研究取向的多元化有些相似。

　　二战后的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强调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问题，同时，功能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中。在这种背景下，费尔南·布罗代尔与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以及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人站在同一阵营，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的前身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第六学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与对话。随着社会学的阿兰·图海纳以及布尔迪厄于1963年的加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跨学科潮流，最终这批中青年学者于1975年宣布自治，把原来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学部独立成为现在的社会科学高研院。

　　自1970年代以来，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城市研究就遵循了这一传统，即从现实问题出发，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同时介入，带来上溯历史、下探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研究体系，从而探讨城市的本质。这一传统对中国城市社会学当下的议题，即如何从只强调应用的语境中走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空间、话语和权力，更精确地说，如何面对1998-2008年快速城市化进程创造出的城市形态带来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视角。

    二、工作坊议程

　　此次工作坊邀请了两位法国主讲教授，一位是高研院历史研究中心的伊莎贝拉·巴库什(Isabelle Backouche)教授，另一位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巴黎高师的莫里斯·哈尔布瓦赫中心的克里斯蒂安·托巴洛夫(Christian Topalov)教授。他们分别从城市史和城市社会学中选出8个研究主题与中国的学者学生们进行交流。

　　巴库什师承高研院已故教授贝尔纳·勒珀蒂(Bernard Lepetit)，后者作为历史学年鉴学派第四代传人，是法国城市史领域的开拓人物，对城市网络的组织、城市创新传播等领域颇有建树，尤其是在“现代城市”的史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其英年早逝之后，几位学生继承该范式的研究。其中巴库什重点开展了对巴黎城市史、塞纳河整治史、法国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以及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她还同时以学术委员的身份担任了法国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组织的专家论证评审工作。

　　托巴洛夫师承阿兰·图海纳，是图海纳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后者的行动社会学已经为国内所知。托巴洛夫走了与图海纳不同的路线，其强调重新回到芝加哥社会学派提出的议题和方法论，再塑法国城市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他曾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城市社会学中心主任和学术委员，研究领域主要为城市社会学思想史、房地产开发商、城市街区、工人阶级的城市观、失业理论等。

　　两位法国教授分别做了4个主题报告，包括：巴库什的《奥斯曼与巴黎：城市模式的诞生》、《从脏乱差岛状住宅群走向城市更新的保护区创新》、《文化遗产与城市生产：18-20世纪文化遗产的建构》和《再造巴黎与扩大巴黎(1940-1970)》;托巴洛夫的《从花园城市走向大住宅：巴黎市郊公租房改革》、《1950年代的城市更新与传统工人街区》、《城市、话语与权力：国际研究项目的经验》和《法国城市社会学30年》。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允康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张丽研究员与法国两位教授进行了主题对话。潘允康教授重点讨论了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发展战略问题，张丽教授则介绍了近十年中国世界城市史研究。除此之外，其他中青年学者分别围绕诸如文化动力、社区营造、城镇化变迁等不同议题，以20余个研究报告，对城市空间与治理、城市社会与治理等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以及中法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三、法国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发展

　　两位法国学者为工作坊所做的研究报告，内容覆盖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法国自现代城市诞生以来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涵盖了城市模式、文化遗产以及社会平等等不同的城市议题。

　　巴库什把法国现代城市的模式归结于巴黎的城市整治。她认为巴黎城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奥斯曼化”(Haussmannisation)的典型特征(挑战旧城市肌理、并对建筑进行更新)是在奥斯曼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奥斯曼是创新者，但并非如其自传和后来者描述的那样是集所有现代城市的革新于其一身。巴库什对奥斯曼的智囊团队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奥斯曼时代变革中人的因素，并把巴黎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城市整治的变革，归因于奥斯曼留下的思想遗产。

　　托巴洛夫把后奥斯曼时代巴黎地区的城市整治和20世纪初城市规划学科从美国传入法国并兴起的背景融合起来。他以20世纪初从罗马大奖脱颖而出的年轻新锐建筑师不甘于以设计豪宅和大型建筑作为使命、并跳出作为城市规划师职业兴起的标志，这些新型规划师是把自己作为“规划师”而不是以奥斯曼时期的“工程师”作为职业认同的。

　　托巴洛夫以设计了巴黎歌剧院的托尼·卡尼尔(Tony Garnier )实验的“工业城”为例分析了法国最初的城市规划，并以巴黎城墙的拆除和改造的历史为例分析了规划师是如何参与巴黎城郊整治的。他把巴黎社会住宅的起源归于1930年代萧条时期的“花园城市”规划，并研究了其向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社会住宅计划-“大住宅”(Grand ensemble，即作为城市形态的公租房)转变的过程。当时在郊区兴建的大住宅，类似于中国的公租房，最初是提供给中低收入者(含普通公务员)。1960年代法国政府提出给有稳定收入的中等收入者提供住房贷款、鼓励购房的政策，让这个阶层的人离开了大住宅。此外，1960年代对北非移民设立的家庭团聚计划，使得大住宅从多阶层融合的街区变成了单一的移民社区。再加上之后巴黎地区的去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得这些街区的移民和其家庭无法实现更新，并为今日郊区暴力问题留下伏笔。

　　奥斯曼给巴黎留下的建筑遗产是岛状住宅群(îlots)。19世纪留下的“形象工程”的背后，即那些宽敞明亮整齐排列的奥斯曼建筑后面，还留着大量的当时因为整治而迁移于此的普通市民。在历次更新中，他们挤在狭小的建筑中世世代代生活。巴库什以其所工作的委员会执行的“保护区”(secteurs sauvegardés)制度，并以玛黑区16岛区建筑和周边街区在1940-1944年维希政府时期以及二战后戴高乐政府时期不同的整治策略为例，分析了城市整治中是如何尊重人和街区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维持城市的活力的。

　　与类似于“城中村”的脏乱差岛状住宅群一样，二战后的大都市还有大量的工人阶级街区。托巴洛夫以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和彼德·威摩特(Peter Willmott)1950年代研究伦敦东区工人街区小镇Bethnal Green的《伦敦东区的家庭和亲属关系》(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1960年代研究波士顿西区的《城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亨利·科林(Henri Coing)受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指导的研究巴黎工人阶级社区的博士论文《城市更新和社会变革》(Rénovation urbaine et changement social)为例，以知识考古的方法对三本著作对工人阶级街区展开的不同方式的研究进行讨论，提出了研究者的身份、话语对研究本身视角的作用，并提出了社会学家在工人阶级街区研究中的定位。

　　巴库什的报告也介绍了1940-1970年巴黎的城市扩张史。她以对巴黎战后建设和改造影响较大的四位人物：Jean Giraudoux、Léandre Vaillat、柯布西耶、Léon-Paul Fargue等人提出不同更新理念为讨论基础，分析了巴黎老城和市郊市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巴黎作为市镇和首都两种不同行政地位组织之间的冲突和功能。她还以岛状住宅群的改造为例，分析了不同的立法实践背后的首都治理模式。

　　巴库什的《文化遗产与城市生产：18-20世纪文化遗产的建构》以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为避免革命群众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e)开始的保护行为出发，一直讲到20世纪末文化遗产保护如何通过法律和学术团体的介入得以更全面地推进，同时强调了雨果、弗朗索瓦·基佐、梅里美等一批当时的文化界名人如何在专制政权下对历史古迹保护发挥的巨大作用。她还介绍了法国在二战后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达致平衡，即把文化遗产和城市规划融合，创设了历史建筑周边500米(abords)保护制度，即围绕历史古迹方圆500米内的城市整治与更新需要考虑与文保建筑相一致的形态。

　　托巴洛夫的报告《城市、话语与权力：国际研究项目的经验》以他和不同国家的城市社会学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著作《城市语词的冒险》(L’Aventure des mots de la ville)为例，讨论了城市研究方法论的创新问题。在该研究中，不同国家的学者采用研究档案及各种文献资料、访谈等方式，对一些词在城市研究中的变革进行分析。比如以英国城市中square以及美国城市中plaza两个词的变化，发现词语的变革具有“区分-传播-失效”的周期，那些用来描述事实的术语总是暗含某种新生的秩序，城市词汇不仅用于指定、分类、定性对象并赋予它们含义，词汇对空间也具有象征性权力。

　　托巴洛夫在《法国城市社会学30年》中则分析了二战后法国城市社会学研究脉络、方法论的变迁，提出了以哈尔布瓦赫和列斐伏尔两种不同的城市研究传统展开的城市研究。左翼倾向的中青年学者开拓疆土，占据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雷蒙·勒德吕(Raymond Ledrut)、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勒德吕提出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组成了空间的各个单位相互团结协调的条件，为与城市规划的合作提出了相应的学科基础。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和空间理论则直接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卡斯特尔则回到劳动社会学，反思了城市社会学当时出现的以政治与资本结合的生产取向而不是市民取向。

　　托巴罗夫认为，从Chris Pickvance于1976年出版的论文集开始，学界把这批学者归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学派。在1980年代这批知识分子部分成员突遭变故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法国开始衰落，城市议题被政客、城市规划师掌握。直到2012年左右，出现了城市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复苏，这是法国本世纪初出现郊区问题后，公众和社会学家把焦点重新关注到郊区后出现的新议程带来的结果。旧的空间演绎出的新议题，形成了一批学者的经典研究著作。托巴洛夫认为法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生产的使命已经结束，转向对被排斥的空间，特别是城市族群聚居区、非人性化的建筑、城市边缘，以及被社会所排斥群体的关注。以芝加哥学派式的小而精、小而美的人文取向的研究成为法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四、借鉴意义

　　此次工作坊是寻找中法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话与合作的初步尝试，以期为中国的城市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其中以下几点具有借鉴意义。

　　技术主义要服从人文主义。在两位学者的城市研究中，都强调事实本身，即让研究对象自己说话，把所有数字、档案、文件和人等研究对象，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同时借助了各种方法，比如托巴洛夫主持的《城市语词的冒险》研究，就借助了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学的词语表征入手研究城市社会的变迁。他们并不排斥定量方法，但强调技术主义要服从人文主义。

　　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城市研究应用性强，从法国城市社会学在1970-80年代和政治与城市规划的紧密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和应用领域合作，但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出发的城市研究仍恪守学术本义，且通过学术刊物及各种专业委员会维护自身的独立。

　　从人的角度研究城市。类似于美国战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法国的城市研究在1970年代分道扬镳，一派走向城市规划等应用领域，一派仍停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无论哪派，都强调人的尺度，在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以及其它涉及城市的工程师学院，仍开设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由倡导人的尺度和人文主义的教授和讲师担任相关讲席，有效地避免了工程专业在应用的过程中走向技术主义。

跨学科合作和学术视角的多样性。法国城市研究的方法论已经走向多学科交互的层次。以巴库什和托巴洛夫为例，两人属于法国城市研究顶级学术刊物《genèse》的创始人团队，该杂志聚集了法国尤其是巴黎各个大学、学院以及研究机构中倡导跨学科城市研究的教授和团队，尤其是城市史、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等学科的交互较深，已经合作完成了多项基础研究。

                                               “共识网”于2015年12月 28日

☆会议论文摘要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兼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

潘允康  天津社会科学院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群。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由于城市群可以扩大聚集经济的优势；城市群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群有利于不同模式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城市群可以扩大城市化中的辐射作用，因此，统筹规划、发展和建设城市群是城市化战略的优势选择。最近开始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设想和实践。

异地还是就地：农民工购房城镇化的区位选择——基于推拉理论的考量

刘成斌  华中科技大学

    本研究通过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数据统计发现，异地购房与就地购房均成为农民工购房城镇化的主体类型，分别占30.2%和22.2%。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农户承包土地数量多少并不影响其城镇化的区位选择；农户在农村的宅基地与住房面积不影响其就地城镇化，但阻碍其异地城镇化；农民工在城镇参保情况促进两种城镇化，但在家乡参保情况是异地城镇化的阻力；农民工家庭化流动人数的增长与非雇员就业身份对异地城镇化有利，但对就地城镇化不一定有利；收入水平成为影响两种区位城镇化的拉力，但劳动强度是两种城镇化的阻力；在区域差异方面，流入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总体上愿意购房城镇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村产权改革实际，国家应当采取鼓励就地城镇化、进一步促进流入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购房城镇化等政策。

转型、整治与“新常态”——首都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思考

王雪梅 北京行政学院

    在大都市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引致城乡结合部社区转型。转型社区普遍存在诸多治理难题，北京市曾在2010-2012年间集中整治了50个“重点村”，整治在付出巨大的行政成本并取得一些预期成果的同时，却产生了“意外后果”。后整治时代的城乡结合部呈现出四大“新常态”，深入分析新常态，本文提出以“善治”替代“整治”，首都城乡结合部社区分类治理的思路。

明日之社会城市

陈宇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在新常态下，经营城市的方式将从土地价值向“人的聚合价值”转变，社会关系将重新成为城市空间的支配力量，因此城市规划学科面临一场深刻的转型，空间的方法不是万能的，但仍旧可以成为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中国社会关系体现为圈子，而圈子中以职业圈最为稳定，因此本文的核心思路是通过“职业圈”来重新调整人与居住空间的关系，不仅克服因为单纯经济导向带来的不良的居住分异，更重要的是系统地实现人的聚合，逐步实现明日之社会城市。

现代性的实践逻辑：从表述到三角测量塔——《巴黎城记》述评

郭治谦  中央民族大学

    现代性是“脱域”于自然而形成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其实践逻辑潜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脉搏当中，通过19世纪都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而获得呈现。大卫·哈维对巴黎城历史地理学的阐释恰好展现了现代性的实践逻辑：从“表述”到奥斯曼的“三角测量塔”、由空间言说到空间行动。在哈维的地理空间架构中，现代性不仅是描述性图景，更是可以自画的创造性破坏；现代性不仅具有决裂性，更具有延续性；现代性是资本与空间共谋的场域，也是其结果。所有这一切构筑了哈维现代性与巴黎二者的关联，也勾勒了现代性的实践纹理。

文化动力：一种解释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思维

吴军  北京行政学院

    城市发展动力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为本的思路要求城市发展模式从规模粗放型向质量集约型转变、从增量扩能向做优存量调整。因为单纯依赖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效率等要素的“传统模式”，很难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新背景下，大城市如何进一步发展，提升内涵与质量？文化动力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路径，是对该问题的学术回应。本文认为，文化动力中的“文化”，并不是指那种模糊的、抽象的、无所不包的文化，而是指那些与本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文化设施、多样性组织、各种文化实践等构成的城市场景，以及场景中隐藏的自我表达、超凡魅力和时尚等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些因素能对创意阶层产生吸引作用，并影响该群体的城市流动和新兴公司选址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动力模式作为一种全新思维，重塑着城市发展与转型的后工业路径。

文化治理视角下城镇化空间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齐骥  中国传媒大学

城镇化是“自然—社会双向互动”以及“被改造的自然—社会关系双向互动”构成的动态有机体，文化是城镇空间演进的黏合剂。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城镇空间演进，是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两种逻辑下的生产、消费和流通。文化治理有效推进了从文化刚性到文化弹性、从文化规约到文化自觉的城镇空间重构，破解了传统城镇空间构成中各单元单打独斗、破坏城镇整体规划和宜居、宜业、宜文、宜游难以并行的时空障碍。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珠三角乡镇社会工作——以乐从镇社区营造为例

蔡静诚  广东财经大学

    中国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实务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上，即按照城市社会治理和农村社会治理划分为城市社区工作与农村社区工作。这样的城乡二分法忽视了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日渐模糊的城乡边界，尤其是既非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也非完全意义上农村的新兴乡镇。这样的乡镇有着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有着独特的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本文以乐从镇的社区营造为例，探讨社会工作在新兴乡镇该如何回应乡镇社会建设需求并有所作为，试图探寻一条结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建设“幸福城市”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研究

张红霞  石家庄学院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幸福城市”的建设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价值诉求。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不仅与个人因素相关，而且与整个城市的社会安定程度、经济发展程度、民生状况、环境优美度等有着必然的关联。当前时期，幸福城市的建设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要提高环境优美度和社会保障水平，在城市建设中更要彰显城市的特色与人文精神。

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议题及其研究述评——基于核心期刊的分析

陈宏胜等  东南大学

基于1980年至2014年间国内核心期刊上刊发的核心文献，将中国城镇化研究划分为3个研究阶段，归纳出中国城镇化主题下的“城镇化机制研究”、“土地城镇化研究”、“农村城镇化研究”和“景观城镇化研究”等4个核心议题，并以核心文献为线索分别作了梳理和评述。在新型城镇化之下，对城镇化的关注仍将持续增加，基于中国城乡背景的城镇化理论总结和实证将不断深入。

流动空间：一个街区社会空间的生成及其内部生态研究

李银雪  中央民族大学

空间的社会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将民族大学西路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呈现出这样一条线性空间，阐释其如何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空间、被活动主体塑造出不同的形态、呈现出可以伸缩的特性，解读其又是如何作为一个载体、容纳不同主体的互动（如斗争、监视、合作等）的，并着重探讨了流动空间的存在意义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日本京都的城市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梁润滢  中央民族大学

京都是日本的古文化历史名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现代性不断冲击着传统社会。面对这种现况，日本京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步入城市化进程。至今，京都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集观光与文化于一体的大都市。日本京都的城市发展，给同样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提供了一些经验性的借鉴。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余琪  中央民族大学

城镇化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它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经济状况、人口状况、生活状况与环境状况。本文首先介绍了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城镇化水平的目的和意义，接着构建了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指标,并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起一套评价城镇化的指标体系,进而运用该指标体系对华中三省（河南、湖北以及湖南）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最后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郭宇坤  中央民族大学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推动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新移民子女网络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段岩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新移民子女网络使用的普遍性和常态化，深刻侵染到其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思考、质疑与探究之中，在他们城市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其情感的“庇护所”，同时，网络维持和拓展了其在城市的社会网络、为其建立新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平台。网络弥合了现实中身份的差异和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感和弱势感。网络的匿名性和不在场性为新移民子女提供了重构自我身份的舞台。

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关联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张银锋  天津社会科学院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居民2015年生育意愿和行为调查”数据分析发现：（1）在数量方面，人们实际打算（或计划）生育子女数大大低于理想子女数；（2）在性别方面，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但事实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亦或是儿女双全，相当多的人对现有子女的性别结构表现出了很高的满意度。（3）在年龄方面，对已生育子女的女性而言，其平均实际初育年龄显著大于平均理想初育年龄，平均实际再育年龄和理想的不存在显著差异。一个新的发现是，如果实际年龄进入到一个特定的范围，即：理想年龄上下相差3岁的区间内，人们就会认为自己的初育年龄是令人满意的。

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稳定研究综述

刘昱彤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本文对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结果发现，伴随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另外，还归纳出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涵义与特征以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以河北省B市为例

陈景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和宏观的社会养老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在此情境下，新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它综合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势，应大力发展。河北省B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存在认识不足、发展不平衡、资金短缺、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项目少等诸多问题，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还有待于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中国城镇居民居家养老的基本现状研究

董航  中央民族大学

我国的老龄化人口正在不断增加，在城市地区尤为明显。各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养老福利模式，居家养老服务应运而生。本文对于我国城镇居民的居家养老现状、概念、基本特点、原因及其他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居家养老方式的发展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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