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

总第17期

会议综述

“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央民族大学良警宇

2014年12月13-14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全国5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90余名学者，以及《社会学研究》等多家学术期刊和媒体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以“学科建设”、“新型城镇化与政策转型”、“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城市社会问题与公共服务”等多项专题，对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前沿、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议程紧凑、讨论热烈、交流成果丰富、会务简朴高效。

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良警宇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邹吉忠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潘允康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丁宏教授分别为大会致辞。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姚丽娟教授主持了13日上午的大会主旨发言。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潘允康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戴建中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分别做了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模式的反思与前瞻”、“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土地问题”和“新型城镇化何以可能”为题的主旨发言。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冯波教授和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小波副研究员主持了13日下午的大会发言，学者们围绕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议题发表了精彩讲演。

13日晚7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强教授为与会学者做了“如何破解中国城镇化难题”的主题报告。李强教授阐述了城镇化的意义，深入分析了城市和农村所面临的就业、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城镇化难题，并对如何破解难题提供了政策建议。李强教授的报告吸引全场学者凝神聆听，获得强烈反响。

14日上午，学者们分为六个专题研讨小组，对“新型城镇化与政策转型”“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城市社会问题与公共服务”“城市空间与权力”“城市风貌与遗产保护”“城市流动人口与嵌入式发展”等议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热烈研讨，并对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提出建议。在随后的大会总结阶段，六个专题研讨组的代表分别向大会汇报了分组讨论情况。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在加强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提高城市社会学研究前瞻性和增进本学科领域学者之间沟通与交流等方面达到了预期目标。

会议论文摘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模式的反思与前瞻

天津社会科学院  潘允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也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者们就力图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并研究和制定了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战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城镇大问题”，并将这个战略概括为“农民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这个战略不仅在理论上影响了学术界，而且在实践上影响了决策层。然而，30多年过去了，“小城镇”战略并没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反之，一直受人们质疑的大城市超先增长了起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充分表现了经济聚集优势、社会聚集优势，充分发挥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头和辐射作用，体现了比较完整的城市化内涵。对中国城市化这一过程和模式进行反思，对未来制定科学的城市化战略，促进中国城市化更加健康快速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马戎

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出现了大批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出现了东中部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镇流动，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和中部城镇流动这样三个与族际交流密切相关的迁移潮流。本文主要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来讨论我国各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分析我国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及族际交流态势，考查了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三个我国主要少数族群的跨地域流动情况。最后对新形势下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任务进行了讨论。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黄怡

本文基于对西方城市社会学学科基础、学科内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回溯分析，提出了当下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值得关切的若干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关系、四个板块、三个突破点”。（1）城市社会学研究与城市的关系。西方城市社会学从传统城市社会学到当代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演变，与特定的城市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影响，而当下中国大都市发展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理论开发提供了极好的案例范本，在北上广深及更广泛的大中城市里集中反映出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和实践探究价值。（2）城市社会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演变是在与人类学、人口学、统计学、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城市学科理论的不断交融中完成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同样必须依托和吸纳国内外相关城市学科的发展优势，特别是与城乡规划学、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并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形成更为有效的经验研究和创新的理论建构。（3）研究板块构成与重点议题。城市化/城镇化、城市主义、城市问题以及城市管治将构成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四大核心板块，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老龄化、城市更新与动迁、地域文化、公共空间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将列为重点议题。（4）研究突破点。在全球-区域-城市-社区系列层面上的适应性变焦研究（研究视角），以多元论替代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方法论），注重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时间边界效应（社会时空观）（思维观念）。对于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上述若干问题的思考、抉择与反应，将不但可能重新检验、诠释、丰富城市社会学的既有研究，而且可以为城市社会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开拓性进展。

是否为鑑？——中国的都市人类学与前苏联的城市民族学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张曦

中国社会学的都市研究直接舶来于西方，但是新中国的成立后直至1978年，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控制，社会学整体沉寂，都市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研究再得复兴，此时又再度与西方社会科学发生直接关联。与中国处于相同意识形态下的前苏联的社会科学在都市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学城市研究的借鉴。

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张继焦

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型。例如，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未来5-10年，在实施“十三·五”规划和下一个1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期间，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还将不断加速，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愈演愈烈。探讨新一轮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及对策，是一个紧迫的、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产城功能统筹结合问题

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征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脱节现象已经成为一对比较明显的矛盾，这在城市新区建设和工业园区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产城结合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在新一轮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有机结合，实现“双轮驱动”，良性发展。

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以重庆为例 

重庆工商大学  俞萍

宜居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建设的软、硬件和环境优化等方面，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良性互动，需要市场调节、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相互配合。本文主要介绍了重庆市在宜居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思考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就怎样建设宜居城市提出一些带有共性意义的对策和建议。

空间正义与中国城镇化探索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张宝义

西方空间正义的导入对于推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空间正义要求在城镇化发展中引入空间因素，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去把握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在发展利益获得和发展代价与风险承担上的责任和义务问题。空间正义的相关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城市的社会制度、权力关系以及利益诉求进行深度的剖析，通过空间“位置”来描绘特定城市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城镇化中的正义缺失比较严重，在城市发展目标和公共政策价值导向上的非正义性因素较多。作者认为，空间正义应当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将城镇化发展纳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避免城镇化后期出现的矛盾状态。因此，在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充实公共政策的空间正义导向价值，减少未来城镇化产生的相关社会问题。

以“共同缔造”为核心，创新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

集美大学政法学院  杨贵华

社区治理强调多重主体平等合作和协商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共同缔造”与“治理”理念的要求高度契合。论文以“共同缔造”为核心，就创新和完善社区治理的相关机制展开探讨。（1）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体制内外社区组织的联动机制；（2）社区“同驻共建共享”机制；（3）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的联动机制；（4）网格化服务管理与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有效衔接机制；（5）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三社”联动机制。

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蔓延危害及应对

——基于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比较

南京交通学院  何玉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城市社会。与此同时形成了一种离心分散化现象，即城市郊区化。郊区化是城市有机体向外扩展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有失控趋势。本文主要针对郊区化的无序蔓延影响到自然、人口和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不利于形成能源节约、资源节约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基本情景，通过研究中国城郊化发展进程及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在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教训与经验，提出城市郊区化进程中要发挥政府规划作用，遏制汽车交通危害及建成区摊大饼模式蔓延，以创造和谐、舒适、文明的人居环境。

城市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观察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李宝梁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产品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采用，但其进展及方式多样。当今中国在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正加大这方面的努力。本文基于对国家与社会、厂商与政府、企业主与主政者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变化和利益调整，结合国际经验，概括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的机制、特点。提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经改革道路上，现阶段政府服务外包的动力机制具有典型的行政色彩和工具性特征，即源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不断施加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行政压力，以及为了缓解自身财政紧缺，与解脱因供应能力不足而受到的指责。文章指出购买公共服务并不能解决政府及社会的所有事情，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也会出现公共资源滥用、寻租腐败、服务质量低劣、合同监管困难等问题。文章认为应该在更高层面确定公共服务外包的目标方向，包括完善立法、严格操作程序、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制度，以及适时适度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规模及方式等。

城市社区治理：一般与个别之间

中国传媒大学  冯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治理理念的高度提升，昭示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在上述总目标之中。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本文集中探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试图回答：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般”涉及的内容是什么？这种“一般”与具体的城市社区治理即个别相融合，可以用于指导具体的城市社区建设。反之，具体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的成功原则也可以上升为一般。

新型城镇化与社区规划

同济大学  张俊

从社区规划的空间角度入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问题与社区规划的变迁。新型城镇化对社区规划提出的挑战是在什么范围做社区规划，谁来做社区规划，如何评价社区规划，社区规划的制度保障。社区规划面临的机遇是新型城镇化对社区规划的供给和需求都有很大的增加。基于空间的角度提出社区规划需要确定合理的社区规模，小封闭大开放的空间结构，处理好居委会管理范围和居住小区管理范围的关系。社区规划的发展前景是在面对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社区问题逐步建立起社区规划的范围、标准、方式和制度。

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基于三个社区的比较研究

广东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蔡静诚

在社区治理研究中，“国家—社会”二元视角占据了主导，市场似乎与社区治理无关。然而，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却认为市场是城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不断增多，企业的参与深刻影响了社区权力的重构，但因为其没有统一的模式往往被忽略。本研究通过对三个社区企业参与治理的田野调查，解析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共治衍生的三种新的社区权力结构，从而探索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社区组织动员与居民参与

                ——以C市H社区的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为例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晓霞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社区建设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社区组织成为动员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力量，由此形成了社区参与的一种新模式，即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C市H社区就是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本文将基于H社区的个案，考察社区参与模式的形成背景和动员机制。本文中的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是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非正式组织协同动员本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活动的社区参与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由单位制转变为社区制，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社区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的动员机制由以下核心因素构成：即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非正式组织对居民参与的有效动员。

通过社区服务的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黄锐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城市社区作为基层政权合法组织的身份面临危机，而作为日常生活共同体的身份却得到居民的认同。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治理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对象的延伸、服务内涵的扩展、服务主体的多元以及服务体系的完善，确保社区居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自组织服务和市场化的社会服务，推进社区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社区治理方式的双向互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协同合作。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构筑出网络型的社区治理形态与新的社区公共性，确保城市社区权力多元化之后组织结构的高效运作，重新奠立社区的社会文化基础，进而重构城市社区作为基层组织的合法身份。

城市住房的社会公平与制度历史安排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何志宁、吴国华

以城市住建制度安排中的四种意识形态为研究框架，以中国住房制度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从设计-投资-管理、建筑技术既建筑风格、住房既居住社区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不同时期城市住房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中国城市住房形态所造成的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区隔和社会分化问题。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逻辑——基于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任克强

本文基于城市社区的实践案例，分析了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类型与逻辑。根据不同主体的影响，居民参与分别受到行政权力主导、市场力量催生和社会力量驱动，呈现出形式参与、维权参与和自治参与三种不同的参与类型。作为动员型的中国政府，在行政力量动员下的传统意义上的形式参与在逐渐式微；随着市场力量的加强，住房阶级的出现，以物业维权为标志的维权参与越来越多；而一些推动基层自治的官员倡导的自治参与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得到了应用。这三种参与类型反映了政府对居民参与的不同控制程度，基于参与的成效和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理想图景在于走向自治参与。

居住格局的变化对城市化社区回族文化的影响

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惠兰

文化是依赖于人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的，也必然伴随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从城乡结合部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居住格局的改变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在谋生方式、人际交往和公共事业的管理以及精神文化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必然对其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未来在城市生产和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考察和分析这种文化的变迁是十分有必要和意义的。

城市空间表象与都市性

——围绕曲阜“三孔”的城市景观及祭祀仪式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山东大学  陶冶

本文在检讨相关学科关于都市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对山东曲阜从古代都城到现代城市的演变过程中围绕“三孔”的城市景观以及祭祀仪式的变迁进行考察，这样，从贯穿历史过程的都市结构性以及都市空间的多层性的角度，探讨对于中国社会都市性特质把握的可能方向。

老工业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空间重构

沈阳师范大学  董丽晶

老工业城市更新改造，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文化转变、工业布局变化以及城市老工业区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从单位化到社区化、从集聚到隔离及从空间分化到社会分异的重要转变。针对这些转变，文章从强化公众参与、强调社区融合、增加城市公共空间、推进旧城改造有机更新这四个方面，对老工业城市社会空间规划调控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儿童社区工作的“在地化”动员与组织

——以B机构的社工项目实施状况为例

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  张学东

城市儿童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但是，社区工作介入离不开“在地化”，特别是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而言，“在地化”的动员与组织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以B机构的社工项目实施状况为例，城市儿童社区工作在动员过程中嵌入既有社区活动架构，在组织过程中出现目标置换问题，这些实施过程暴露出以活动为导向、服务对象主体性缺失、“在地”形式化等问题，这些过程直接反映出城市儿童社区工作置于“先天性”功能障碍与“后天性”在地化不足的困境。因此，中国大陆城市儿童社区工作需要坚持以儿童需要为本，综融既有社区工作经验，强化专业服务能力，整合多重资源，促进有效“在地化”发展。

日本公营住宅应对老龄化的举措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周建高

日本现已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国家。老龄化不仅带来劳动力减少、社会保障开支沉重等经济社会问题，而且产生老人在宅事故、护理、孤独等生活问题。对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中低收入老人居家生活困难，日本公营住宅制度给老人优先入住资格、对普通住宅进行无障碍化改造，并且创设亲子家庭相邻而居的“成对住宅”、适合老人身体特点的“银发住宅”制度，与日间照料中心等福利机构结合，在公营住宅配置生活援助员，重视社会交往的“集体住宅”与“交流住宅”等。调查显示住宅政策获得多数人肯定。日本应对老龄化政策诸多领域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

偏见、认同与心理融入

——基于湖北武汉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  李吉和

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是否受到歧视和偏见不仅反映了流入地是否接纳这些“外来人口”，也决定了其是否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当前大部分穆斯林流动人口表示自己和本地人有差别，这说明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深刻的隔阂，具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是他们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生活圈、存在一定的社会隔离的反映，而且也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入。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特征，即他们对乡土的认同和对城市的认同是结合在一起的，既认同城市，又对农村及农村人的身份表示认同。其中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具体表现，而对农村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又不利于其对城市产生心理归属。当前穆斯林流动人口虽然愿意在城市打拼，但是却难有定居的意愿，即在城市的归属感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大部分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仅仅是把城市当作挣钱的地方，视自己为城市的“过客”，并没有打算长期在某地居住生活和发展，回老家是早晚的事，说明他们的社会融入并没有完全实现。

城市化与文化保存的纠葛——台湾的经验与思考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谭敏

本文通过对台湾城市化进程中文化保存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后发现，台湾的文化保存思路及其政策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化发展、参与式政治文化的渗透以及本土文化的复兴等一系列社会背景不断优化调整的。在这一过程中，台湾的文化保存与城市化发展逐步从对抗走向融合，并呈现出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特点，其过去与现在面临的一些困惑与挑战对大陆也有颇多启示。

道德经济与道德的“双重性”

——对化隆拉面馆“收敛式”经营模式的考察

西南大学  张岳

道德在人类经济行动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的关注。进入城市经营拉面馆是青海化隆人参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并分享中国社会发展成果、实现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由于伊斯兰教的文化养成，他们形成了一种具有道德经济意味的“收敛式”经营模式。基于在北京和山东两地的调查，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这种“收敛式”经营模式的特征、微观构建过程和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认为伊斯兰教禁酒的道德观念是其背后的最大原因，但道德本身具有实在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性，因此道德经济在收敛他们经济理性的同时也留有一条突破自我的路径。最后提出了三条命题以说明化隆拉面馆停留在收敛式经营模式或突破此模式的可能条件。

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关系

——以北京市LD社会工作事务所为例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政治与法律学院社会学系  陈文玲

在社区建设中，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形成一种新型的“垂直互补”关系。虽然社会组织对政府有一定依赖因而受限于政府，但就当下中国社会的制度背景和现实状况而言，包含社会组织在内的第三领域在成长阶段，仍需国家力量的支持。随着社会政治体制的宏观变迁以及微观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将在一种“依赖—自主”的关系系谱中不断变化与演进。

城市居委会邻里调解与“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

——兼与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对话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孙旭友、芦信珠

基于T社区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居委会治理邻里纠纷的微观过程、治理机制及其政治意义。居委会借助对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运作，尽力说服纠纷双方达成邻里和解。居委会邻里调解渗透着居委会利益诉求和路径制造痕迹，也是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实践交错的微观体现。社区与国家合作治理，构成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真实逻辑和治理机制。居委会对邻里纠纷的治理过程，既体现政府对借助“简约治理”原则治理基层社会的现代坚持和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也呈现简约治理所需社会基础的“复杂”。本文既重申了“强政府弱社会”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又对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做了实践性修正和拓展。

城镇化背景下多民族集聚城市居住人口分异测度、动力机制及优化模式分析

——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新疆农业大学  李松

以乌鲁木齐市为实证, 通过信息熵和本地化隔离指数两个指标分别测度乌鲁木齐不同民族居住空间整体分异和相对分异。研究发现，乌鲁木齐整体居住分异程度有所减弱，汉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居住空间分异程度有所增强，其他民族居住空间分异度仍处于缓解态势。少数民族局部居住空间分异程度正不断增强，部分街区呈现居住隔离现象。汉族人口基本都处于均匀分布状态和低度分异状态，维吾尔族人口在水磨沟区以及天山区分异程度加剧，沙依巴克区和头屯河区分异程度减弱，天山区部分街区居住空间凸显隔离和极化现象。哈萨克族人口分异区域由零散分布向带状分布转变，分异街区不断增加，并沿城市中轴线向南北郊区扩展，回族人口分异区域发生很大变化，由沙依巴克区转移至天山区。乌鲁木齐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其中绿洲城市景观、城市文化多元化、住房制度的演化和住房市场化成为主导乌鲁木齐民族人口居住格局演化和分异的主要动力。“嵌入式居住模式”不是简单的市场选择和政策导控，是居住区各民族和各阶层自然、有序、可持续的融合而达到的和谐状态。同时，这种状态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分步的、有序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社会治理如何进行

内蒙古师范大学  牛长立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当前城镇化建设实际的必然选择，同时它也面临城镇化目的偏差、“城市病”、“空心村”等社会治理问题的挑战。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治理实践途径包括纠正城镇化偏差，转变管理体制、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方法、资本提供方式，健全农民权益的保障机制，探索新型社区建设和发展就地城镇化等。

村庄改制与集体主义转型

华中科技大学  刘成斌

村庄改制是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成建制”转变村庄性质与管理体制的变革，具体内容包括社区形式（农民村庄到市民社区）、产业支撑（农业向工商业）、土地性质（村集体所有转为私有）、管理体制（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股份制）等方面。村庄分配虽然在产权分配方面采取了私有化到个人的主流改革趋势，但也规定一部分集体资源在产权私有的前提下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这一方面保证“村集体”并不随着村庄改制而消解，并使政府在把握改革方向时避免出现两极分化、贫民窟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村庄共同体在“整建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凝聚力的惯习延续，是村干部借以保障其权威合法性延续的重要杠杆。因此，村庄改制是为了应市场化需求而生，是为追求竞争与经营效率而进行的工具理性（手段）变革，但在分配体制上却继承了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宇

东部地区城镇化路径可总结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工业劳动者，并实现半城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背后是东部地区巨大的、触手可及的城乡差异带来的“求发展”的群体性意识观点，而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宗教氛围浓重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意识观点是几乎没有生存土壤的，因此也就导致了东部城镇化经验难以直接用于西部地区，前几年的大量实践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在国家推进新丝绸之路的宏观背景下，西部城镇化发展势在必行，那么我们十分需要以社会学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治本方法。本文探讨了教育城镇化的必要性，唯有通过教育实现整代人的思想提升转换，才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但是教育本身必须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应不是建立在培养劳动技术工人的角度上，而是建立在对宗教的理解上的教育，希望能够树立起与其宗教信仰不相矛盾的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望。

为共同体的存在感缺失——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困境研究

——以黑龙江省资源枯竭型城市双鸭山为例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  秦文鹏

有经济增长没社会发展是资源型城镇普遍现象，纵观这类城镇兴转过程，只关注资源开采的利益博弈模式是其现实困境的直接原因，制度设计缺失是其内在根本。如果缺乏社会建设意识，以资源开采为目标的制度关注必然带动出现全社会缺乏责任意识的利益博弈模式，人际关系脆弱，社会缺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使命感，城市自身根本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矿竭城衰、缺乏转型发展希望。

一个无中心城市的再认同困境——以“诸侯割据”的东莞为个案

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常海燕

中国的城市化偏向“物质”方面的迅猛发展，城市的外在形态与空间格局是最易先被城市化的。但在构建与之相应的城市生活方式及其城市文化认同方面，却异常困难且不受重视。因此，在市民多样性生活方式与国家、市场等多重力量规划下的城市空间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冲突与碰撞。本文以珠三角颇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东莞为个案，它既有独特的市直辖镇村的行政架构，又有“诸侯割据”的分散经济模式。探索这个“无中心”城市如何进行社会与文化整合，塑造城市文化新形象有着重要的中国意义。

胡同空间中的权力施展模式：对福柯圆形监狱模型的再解读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杨青青

本文主要探讨的核心概念是空间。提到空间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Tim Ingold，他的一篇Against space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认为空间是“空洞的”，他说space is nothing, and because it is nothing, it cannot truly be inhabited at all(2011:145)。另外一位对空间做出过探讨的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到空间的三个层次，first，physical-nature，the cosmos; secondly, the mental, including logical and formal abstractions; and thirdly, the social. In other words, we are concerned with logico-epistemological space, the space of social practice, the space occupied by sensory phenomena, including products of the imagination. (1991:11-12)我将其概括为物理空间、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在我看来空间的第二和第三个维度是空间最为详实和丰富的存在体现。而Ingold的结论正是他对于这一层面空间的忽视和误读。本文将通过对福柯圆形监狱模型在北京胡同生活情境中的变异来探讨空间的第二和第三维度存在的意义。以此来证明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分割，胡同中的居民利用对物理空间所具备的知识，施展各自的权力，构建出第二和第三层次的空间。本文以三个小故事为支撑来探讨胡同中的权力施展模式，进而证明空间的多维度，以及多维度空间对于空间中个体的意义。

文化与权力：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孙翠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来自于国家权力的强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更多体现着“被动城市化”的特点。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持续深入，城市化进程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国家在强力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被城市化的对象客观上也在不同程度地“主动”迎合着这一过程。“主动城市化”的特征若隐若现，并日渐清晰。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促使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并使之逐渐固化。在这个现象背后，更多体现了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要求和主张，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直接而具体。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区域服务管理协作机制研究

——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中南民族大学  方堃、武俊伟

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传统碎片化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流动性增强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整体性治理模式能够破解跨域治理的体制难题，具有理论契合性与实践应用价值。整体性治理视域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区域服务管理协作机制创新的三维路径是，流入地与流出地及流经地跨主体合作；中央与地方以及民宗、城管、公安、工商等系统实行“线上”与“线下”无缝对接的跨部门协同；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跨组织协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维度与路径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齐骥

文化是城镇化的根基，是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内在精神动力，代表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软实力。新兴城镇化背景下，以遗产城市、美学城市、生态城市和公民社会为文化维度，规划文化发展战略，进行城市文化顶层设计，优化城镇化建设的文化路径；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和全球化的时代机缘，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文化自觉、依托文化特色、优化城市功能的要求。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社区公意（益）创投

——新时期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机制

安徽财经大学社区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赵守飞

“社区公意（益）创投” 是实现党和社会有机融合、社区党组织现代化和社区居民现代化、组织化的可行机制，是有效破解社区党组织涣散、社区工作行政化和社区自治形式化严重问题及新时期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机制。目前，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已经在其所辖的清水街道清苑社区试点试验这种新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走出了一条引导更多的社区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更多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发展，推动党和社会有机融合，科学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推动社区自治，破解社区居民原子化和社区行政化困境之路。

城市居民之老有所养及社会工作介入

哈尔滨商业大学  孙影娟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大背景下，城市中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文章分别对家庭养老、社区照顾和机构照顾进行综合介绍，进而探讨了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及面对的问题，最后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机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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