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
总第16期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编
通讯地址: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14年9月9日
目 录
学会动态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登记和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公告………………1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名单…………………………………2
会议综述
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城市管理会议综述 …………………………………………刘崇顺4
会员新书介绍
大城市发展新动力与全球经验……………………………………………………吴军5
西方废弃工业区更新改造对策和实践……………………………………………马航等6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模式及动员机制研究……………………………………张晓霞等6
会员论文摘要
社会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刘崇顺6
城镇化建设、产业转型与旅游业发展——以西北民族地区循化县为例……良警宇等7
就业-居住-公共服务耦合式家庭城镇化道路研究………………………………王兴平7
以社会学视角探索生态城市的规划创新思路……………………………………陈宇8
进取性市民维权与都市“畸零地”城市更新的困难…………………………罗国芬8
工作转换与城市在职青年的收入………………………………………………聂伟等9
科学发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王格芳9
苏州的第三次转型发展——兼谈后城市化社会的来临…………………………韩振武10
民族地区城市居住格局演化及分异研究…………………………………………李松10
城市时代的知识探索——197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叶涯剑11
吸纳与排斥: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赵晔琴11
场景、民俗文化消费与认同: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的个案研究……………桂慕梅11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员登记和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公告
经中国社会学会批准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于2004年筹备成立,2007年3月1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从事“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与研讨”的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2008年在南京召开的“科学发展与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2011年在南昌召开的“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研究”会议上,换届改选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
根据201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业委会管理工作,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自2014年5月开始进行了新的会员登记和第三届理事会换届改选工作。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此次换届和登记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专业委员秘书处除去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联系和联络外,还将“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换届及会员登记通知”公布在中国社会学网站上。此次换届及会员登记工作得到了广大对城市社会学有兴趣的学者和相关人员的关心、支持和配合,已经完成,现公告如下:
1. 本公告发布后,专业委员秘书处将以电子邮件方式与参与登记的会员分别联系,予以确认。
2. 根据自荐和推荐的原则确定了本届理事会组成。
理事会组成成员必须进行过本次会员登记,是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会员。
原则上由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会员担任本次理事会理事,考虑地区和单位的代表性,少数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会员也可为理事,同一个单位的理事名额不超过3人。
理事会设常务理事,由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组成,负责专业委员会的日常活动和工作。担任本届会长、副会长职务的必须得到过本届会员的推荐或自荐,且本人愿意承担。
本届理事会将向有关人员颁发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副会长、会长证书。任期自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
现将本届理事会组成名单公布如下: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名单 | |||||
序号 | 姓 名 | 性别 | 职 称 | 职 务 | 单 位 |
1 | 张宛丽 | 女 | 编审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2 | 杨典 | 男 | 副研究员 | 编辑部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 |
3 | 袁振龙 | 男 | 研究员 | 副所长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治研究所 |
4 | 王雪梅 | 女 | 副教授 | | 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部 |
5 | 吴军 | 男 | 讲师 | |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
6 | 良警宇 | 女 | 教授 | 系副主任 |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
7 | 罗国芬 | 男 | 讲师 | | 上海理工大学 |
8 | 章仁彪 | 男 | 教授 | 所长 |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
9 | 张俊 | 男 | 副教授 | |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 |
10 | 黄怡 | 女 | 教授、博导 | 规土局副局长(挂职)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11 | 何玉宏 | 男 | 教授 | 科研处处长 | 南京交通学院 |
12 | 任克强 | 男 | 助理研究员 | |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
13 | 韩振武 | 男 | 副教授 | | 江苏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
14 | 王兴平 | 男 | 教授 | 所长 | 东南大学区域城市发展研究所 |
15 | 何志宁 | 男 | 副教授 | 学院院长助理 | 东南大学 社会学系 |
16 | 文 军 | 男 | 教授 | 党委书记、所长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
17 | 卿石松 | 男 | 副教授 |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
18 | 赵晔琴 | 女 | 副教授 | 副系主任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
19 | 叶涯剑 | 男 | 讲师 | |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
20 | 胡悦晗 | 男 | 讲师 | 行政秘书(兼职) | 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 |
21 | 张云武 | 男 | 教授 | |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22 | 万向东 | 男 | 副教授 | |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
23 | 王进 | 男 | 教授 | 系主任 |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
24 | 孙健 | 男 | 讲师 | |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
25 | 杨贵华 | 男 | 教授 | 院长 | 集美大学政法学院 |
26 | 许维勤 | 男 | 研究员 | 所长 |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27 | 陈晓婧 | 女 | 讲师 | |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
28 | 段岩娜 | 女 | 助理研究员 | |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 |
29 | 俞萍 | 女 | 教授 | | 重庆工商大学 |
30 | 刘崇顺 | 男 | 研究员 |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
31 | 汪国华 | 男 | 教授 | 系主任 | 安徽财经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 |
32 | 赵守飞 | 男 | 副教授 | | 安徽财经大学社区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
33 | 王莉莉 | 女 | 讲师 | |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
34 | 祁海军 | 男 | 副教授 | |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
35 | 丁素 | 男 | 教授 | 主任 |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
36 | 杨军剑 | 男 | 副教授 | |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
37 | 王格芳 | 女 | 教授 | 副所长 |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发展战略研究所 |
38 | 董丽晶 | 女 | 副教授 | | 沈阳师范大学 |
39 | 张晓霞 | 女 | 副教授 | |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40 | 曲文勇 | 男 | 教授 | |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41 | 盛昕 | 女 | 研究员 | 室主任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
42 | 田雨 | 女 | 副研究员 | 研究室副主任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
43 | 薛爽 | 女 | 讲师 | |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
44 | 李松 | 男 | 讲师 | 系主任 | 新疆农业大学 |
45 | 陈宇 | 男 | 高级规划师 | 总规划师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46 | 李宝梁 | 男 | 教授 | |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
47 | 潘允康 | 男 | 研究员 | |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 |
48 | 张宝义 | 男 | 研究员 | 所长 |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 |
54 | 王小波 | 女 | 副研究员 | |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 |
49 | 贺寨平 | 男 | 教授 | 系主任 |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
50 | 王向贤 | 女 | 副教授 | | 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
51 | 崔金海 | 女 | 副教授 | | 天津师范大学 |
52 | 宣朝庆 | 男 | 教授 | 院长助理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
53 | 段学芬 | 女 | 教授 | 主任 | 天津理工大学 |
54 | 杨云娟 | 女 | 教授 | 系主任 | 天津理工大学 |
55 | 王玮 | 女 | 教授 | 主任书记 | 天津城建大学社科部 |
56 | 薄克礼 | 男 | 教授 | | 天津城建大学社科部 |
57 | 刘华龙 | 男 | 教授 | | 天津城建大学社科部 |
58 | 马航 | 女 | 副教授 | 研究中心主任 |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
会 长:潘允康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序):丁素 王进 文军 刘崇顺 许维勤 良警宇 张宝义 杨典 俞萍 章仁彪
秘书长:王小波
副秘书长:王光荣 张雪筠 何志宁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014年6月18日
会议综述
编者按:为了推动城市社会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本《通讯》及时向各位会员介绍城市社会学方面的会议信息。2014年7月,刘崇顺副会长在中国社会学会武汉年会上主办了“改革深化期的城市管理”论坛,本期简要介绍会议的基本情况。 |
“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城市管理”会议综述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刘崇顺
在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市社会学会会长刘崇顺研究员主持举办了“改革深化期的城市管理”论坛。论坛于7月11日下午至12日上午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1033教室顺利举行。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朱建华副局长等主办方领导参与并在论坛上发表讲话。刘崇顺介绍各位嘉宾并致辞,称武汉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发祥地之一,在武汉多次举行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活动,此次年会,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也称得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盛会。祝愿年会取得圆满成功,也期望论坛取得预期成果。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湖北省社会学会会长、新当选的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雷洪教授,以及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史昭乐研究员、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郭虹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羚研究员、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刘铁梅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李莉教授,武汉市社科院王铁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江立华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周长城教授、华中农业大学万江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胡继春教授、赵振宇教授、江汉大学赵兴教授等四十位学者嘉宾参与论坛讨论交流。
论坛收到24篇论文。学术交流分四个单元进行,7月11日下午和12日上午各进行了两个单元的交流和讨论。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所长刘轶梅研究员、武汉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陈少君、江汉大学社会学系华平博士、江汉大学副教授方爱清、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王铁研究员、曹莹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何大杰、华中农业大学田北海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陈云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秦琴副教授、贵州财经大学李莉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李然副教授等15人发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江立华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周长城教授等14人对发言作评论。与会者间或进行简短的自由发言和讨论。
论坛讨论涉及到改革深化期的城市管理以及相关的社区治理问题,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农民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城市低保即贫困群体救助问题、城市拆迁问题等诸多研究领域。发言者都站在学术的前沿,以深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有效的对策或科学的方法。点评者充分肯定了这些发言的研究水平、方法和创新性。
会议结束时,江汉大学赵兴教授对论坛讨论交流的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本次论坛发言精彩,点评到位,时间安排紧凑,现场氛围活跃。时间虽然短暂,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会员论著选介
编者按:值会员登记和城市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之际,本期《通讯》介绍会员的最新专著和论文,以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和深入探讨。自6月底秘书处向会员发出约稿函以来,陆续收到会员寄来摘要十几篇,有的会员提供了多篇作品摘要,在此对这些会员对学会工作的热情支持深表感谢。由于版面限制,本期只能刊登一部分稿件,并对文字做了适当删减处理,其余来稿将在以后的《通讯》中陆续登出。 |
☆会员新书介绍
大城市发展新动力与全球经验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吴军
城市优势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而发生着深刻变化。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特里·克拉克和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华德·格莱泽分别对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费城、波士顿和底特律等大城市研究后发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从城市中心撤离或衰竭,而以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为主的新兴产业逐渐兴起。大都市的城市形态从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开始转变,一个新的城市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即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城市形态;而这种城市形态的优势体现在:城市作为一种生活场域在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方面的能力。
这里的高素质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多伦多大学管理学教授理查德·弗罗里达提出的创意阶层。其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研究员、艺术家、企业主、教师和记者等,其本质特征是“创造新理念、新知识、新服务和新产品”。创意人才作为产生创意的主体开始成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争夺的重要资源。也就是说,在消费城市时代,大城市竞争的核心资源是创意阶层,而吸引创意阶层的因素中,由生活设施所构成的城市场景发挥着重要重要,因为城市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对创意阶层的区位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消费社会的来临,大城市的竞争演变为:如何吸引创意阶层?创意阶层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大都市的财富,不仅代表着生产力,而且还意味着巨大消费力。对于创意阶层来说,文化与价值观诉求的重要性超越了历史上的其他任何阶级(工业时代的产业工人)。因此,要想吸引和聚集这部分人群、保持大都市的强劲生产力和消费力,大城市的领导者们就应该意识到,对这种文化与价值观诉求的“迎合”与满足有多么重要。这也考验着每一位领导者的执政能力,考验着全球化时代大城市在世界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但问题的关键是,城市作为一种场域,怎么“涵养”创意阶层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吸引创意阶层,就要明白创意阶层的诉求。该群体的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刘易斯·芒福德曾经断言,作为符号存在的建筑。换句话说就是,城市建筑是一种文化外在的符号。这种文化与价值观诉求在城市当中,外化成符号,表现为生活文化设施及其组合。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有不同的生活设施、文化设施,他们的集合,形成特点的符号感,表达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文化与价值观,这也是城市或区域特质的体现。因此,吸引创意阶层的关键环节演变成了城市生活文化设施上来。但是,杂乱无章的设施或混搭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因此,需要对由生活文化设施组合形成的场景进行重新安排。
场景理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借鉴答案。大城市的生活文化设施,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符号,正在重构大城市秩序的社会基础。因此,未来大城市的发展与更新应该注重生活文化设施所构成的城市场景建设上。(该书待出版)
西方废弃工业区更新改造对策和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马航、宋聚生、戴冬晖
作者在德国2011年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德国废弃工业区生态更新的规划策略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的研究和实践积累,形成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首先系统地、全面地描述了西方工业区发展和城市演变的历史,使工业区的更新改造处在城市宏观背景的基础上,除具体描述西方废弃工业区更新的具体做法等中观、微观层面外,相关的政府政策、资金资助、与城市发展等、区位关系等宏观层面将重点阐述;然后对旧工业区的更新类型进行系统分类,分为改造为文化类项目、改造为居住、商业和混合功能项目、改造为开放空间与公园的项目、以及原码头工业区的改造项目,内容丰富,对西方废弃工业区的更新改造政策和案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从中揭示出最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科学出版社,2014)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模式及动员机制研究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晓霞等
该书提出了如下观点:(1)将社区参与模式根据动员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也就是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社区正式精英主导型参与模式、社区非正式精英主导型参与模式。(2)社区组织动员型参与模式是在单位体制变革、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区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背景下形成的,社区党组织、社区非正式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对居民参与的动员构成了这种模式的动员机制。这种模式是适应当前社区建设和社区参与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参与模式,具有组织化的特点。(3)社区正式精英主导型参与模式是在社区公共服务出现危机和社区居民认同社区正式精英的背景下形成的,社区正式精英动员能力的形成和精英的动员策略构成了这种模式的动员机制,社区正式精英通过个人魅力型动员方式促进了居民参与。尽管这种模式对于促进居民参与和社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过度依赖社区正式精英的动员能力而具有不可复制性。(4)社区非正式精英主导型参与模式是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缺失,国家鼓励社区建设创新、政府和市场以外第三域的扩大,以及中国士绅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社区非正式精英动员能力的形成和精英的动员策略构成了这种模式的动员机制。由于这种模式是社区非正式精英通过社区非正式组织来实现的,因此这种模式在发展中面临着志愿者缺乏,精英不能平稳更替等问题,这需要通过加强组织的制度建设,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建立与政府、驻区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机制来解决。(5)要促进居民社区参与,需要从培养和塑造居民社区意识,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和渠道,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和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提倡社区精英的带动和示范等方面着手,采取相应的对策。(该书待出版)
☆会员论文摘要
社会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刘崇顺
社会工作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肌体自我修复及社会疾病救治和预防的重要保障机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根本问题在于创新体制和机制。在社会治理语境下,社会工作又成了协同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新路径,新的方法。社会工作对社区治理的功能作用:社会工作是基层社会共生的条件和机制;社会工作是社区建设的基础;社会工作是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的主要形式和方法;社会工作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对社区治理的功能作用如何充分发挥:一是人才培养;二是机构发展;三是协同各方;四是创新机制。(中国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论文)
城镇化建设、产业转型与旅游业发展——以西北民族地区循化县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良警宇、李平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逐步确立,在中国许多地区,旅游业被确立为带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转移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以及提升地区整体形象和竞争力的战略性主导或支柱产业。在一些欠发达和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则更被视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快速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笔者对中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循化县的经验研究发现,虽然地方政府持续将发展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以及推进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且如今,该县也已被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县、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百强县和风景园林化城市,但政策设计所设想的旅游业具有准入门槛低,可吸收就业人员多,能够实现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农民生计方式转型和致富目标的作用,并未充分实现。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进程中,该县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劳务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人口大量转移输出。研究认为,虽然旅游业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不大,但与城镇化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和提升民族地区整体形象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密切。政府和民间两类不同主体的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驱动,形成了对于发展旅游业的不同态度: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而民间则情境性应对。发展旅游业是地方政府改善县域发展环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吸引外来消费者,以及最终推动社会消费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战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则主要转向劳务输出和其他产业。这一过程显示了当前市场机制下区域间社会经济不平衡发展和国家政策扶持下民族地区争取资源的策略。民族地区通过一种变化了的依附性发展,来换取被置于不平衡结构中的自身的发展空间。(原文载于黄忠彩、张继焦主编的《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民族文化传承》,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31-43页)
就业-居住-公共服务耦合式家庭城镇化道路研究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 王兴平
家庭作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推进家庭城镇化,实现其在不同层次上的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的整体城镇化和空间上的合理聚合意义重大。“以家庭为单元的就业-居住-公共服务耦合式新型城镇化道路”指家庭成员全体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三个维度同步整合地实现城镇化,并在合理的空间尺度和通勤范围内实现全体家庭成员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的就地就近配套,实现城镇化由耗散式向集约式、离散型向聚合型的转型。 这一城镇化模式区别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劳动者个人和家庭成员两种主体所需的就业-居住-公共服务三种功能在城乡、城际、城市板块内部等空间尺度上呈现的不合理分离和分隔,以及由此导致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不高、空间格局不优的模式。论文提出了家庭的城镇化类型、提出了家庭城镇化率这一计算城镇化的新视角。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离散家庭的基本特点,并对城乡离散家庭进行了典型案例解析,最后提出了在国土和城际、城市和城乡不同尺度,推进三元耦合式城镇化,促进家庭聚合的模式和机制建议。(摘自2013年5月25日至26日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第25分会场产城互动与规划统筹研讨会发言)
以社会学视角探索生态城市的规划创新思路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宇
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生态城市更是一个要求各方面都和谐发展的巨系统,不仅仅所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重要的在人与人关系上。人群按照不同的评判标准可以有多种分类,不同的人群也许在现实中有职位高低等体现出的阶层高低,但对于整体而言,他们都是整个“人口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探索他们之间的隐性逻辑关系,顺应不同人群之间的作用力法则,我们就能塑造出更加和谐自然地社会生态城市。我们首先研究了人口生态环境的构成密码,通过一定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和观察,分析研究得出 “人口连接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按收入水平将人口分为三个层次,对居住地之间的生活或工作的连接赋值,并且融入空间距离的概念将赋值进一步细分得到详细的赋值表。然后以此为基础利用Gephi软件进行人口连接度模型的搭建。我们以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周边地区规划为例,探讨了这种方法的具体应用,通过对不同人口布局的方案连接度得分对比,确定出最优的人口布局方案,进而确定了这个功能片区的居住用地属性与控制指标。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这种以人口和谐构成的关系来矫正城市规划,甚至决定城市规划编制的创新思路,并介绍了我们在实际项目中的尝试性的应用,对于具体的模型参数设定,我们认为还需要大量工作予以验证和调整,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新型城镇化的今天,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出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规划、编制规划是十分有必要的。(原文发表在2014(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的年会论文集)
进取性市民维权与都市“畸零地”城市更新的困难--上海YP区Q家浜的个案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罗国芬
大中城市中,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在现有制度框架中,市民基本上没有自发、集体建房的可能性,他们的居住条件的改善必须得依靠政府及资本市场的支持才能有实现的机会。我国老旧社区在城市更新推动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而相对于过去旧区改造中的“成片开发”经验而言,城市大规模旧区改造后所剩下的畸零区域、零星地块的更新改造则更是难上加难。本文通过上海YP区DQ街道Q家浜地区这样的畸零、旮旯的都市“补丁”地块的小区居民强烈要求动拆迁/征收的案例说明,就老旧社区而言,城市更新的久拖不决会形成一定的行政成本,甚至造成治理危机。基于相对利益受损的市民进取性维权,一方面为政府加快城市更新工作成效与进度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却也因居民的利益诉求集中、强烈、一致而可能减少其他动拆迁/征收中常见的阻力。而顺应这些小区居民的正当利益诉求,透过适当的机制吸纳民众参与到城市更新中来,或许是化解治理危机、实现城市更新机制创新的一种可行的做法。(原文载于宁越敏主编的《中国城市研究》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333-342页)
工作转换与城市在职青年的收入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聂伟、任克强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工作转换与城市在职青年收入的关系尚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特别是基于全国城市的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该研究利用全国12城市的青年调查数据,检验不同学历青年的工作转换状况及其带来的收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学历青年发生工作转换的概率和工作转换次数显著高于高学历青年,工作转换是低学历青年获得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但增长的过程是曲折的,低学历青年的工作转换与收入呈正U型曲线变化。高学历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与收入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关系,高学历青年的通用型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是影响其收入获得的重要因素。低学历和高学历青年处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在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收入地位获得路径和人力资本回报状况。低学历青年难以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总体收入较低,通用型人力资本对低学历群体存在失灵现象,通常采取特殊的方式和特殊的路径——工作转换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地位,但这种收入的增长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会先呈现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高学历青年主要依靠自身通用的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来获得收入的增加,高学历青年的教育资本帮助他们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按照严格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控制获得收入地位的增长,较少通过不停的工作转换获取收入的增长,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 总体结果表明,劳动市场分割体制下的低学历青年和高学历青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收入地位获得模式。(原文发表在《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
科学发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发展战略研究所 王格芳
中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的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认真探讨科学发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明确中国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遵循。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必须在保持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布局合理化;转变粗放型的城镇化发展方式,走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突出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尽快实现城镇化战略由增长导向型转向以人为本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突出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目标主体”、“价值主体”、“动力主体”、“责任主体”等多重主体性地位,坚持城镇化发展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城镇化发展成果由城乡居民共享。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着眼全局和长远,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着眼全局、兼顾各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四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善用辩证思维,统筹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坚持统筹兼顾,必须善用辩证思维,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快速城镇化和“城市病”防治的关系、推进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原文发表于《理论学刊》2013年第10期)
苏州的第三次转型发展——兼谈后城市化社会的来临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 韩振武
近40年来,苏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市场经济转型,参与创造了苏南模式;第二次是由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乡镇企业为主的经济转为开发区、外资依赖为主的城市经济,实现了全面小康;第三次是2008年后,城市化战略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型,率先探索现代化道路。前两次转型过程中既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大量矛盾。经过高速城市化后,粗放式增量扩张的路子难以为继。经过城乡一体化配套改革,苏州正开始进入城乡和谐发展的新阶段——“后城市化社会”。其特征一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功能比较完善。二是城乡产业结构趋于协调。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第一产业也重新受到重视。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要素流动障碍加快消除。四是国土功能区划趋于稳定,人与自然矛盾得到缓解。五是告别短缺经济,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六是健康城市、城乡和谐发展等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城乡二元分治的经济条件和政策体制障碍逐步消除,城乡互惠共生、良性互动的机制开始形成。联系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第三次转型应该更加尊重地方文化传统,维护公民权利,保护土地和生态,警惕资本主义逻辑泛滥。(原文待发表)
民族地区城市居住格局演化及分异研究
新疆农业大学 李松
该研究发现:(1)乌鲁木齐不同“族群”整体呈现混居为主、分异为辅的居住空间格局。汉族人口居北而聚的格局基本形成,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口基本形成单一集聚的小集聚形态,回族人口基本以混居为主,尚未形成集聚的形态。住房景观的分布格局以商业中心区为高租金集聚区、高层集聚区、高房价集聚区,城市边缘区为老旧住房和低价格集聚区,中等价格和多层住宅分布于两者之间,形成典型的圈层结构。而租金水平、住房水平总体差异不显著。(2)乌鲁木齐汉族人口整体的集聚程度并不明显。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口整体集聚程度较明显;回族人口整体集聚程度不明显。随着空间距离尺度的增加,典型民族空间集聚显著性增强,并且集聚范围不断扩大,住房价格和租金的高-高集聚范围明显增强,并以城市商业核心区为中心,呈单核心状扩展态势。(3)居住分异测算发现哈萨克族与汉族的居住分异度最大,在近30年呈现下降趋势;维吾尔族与汉族居住分异度适中,1982-2000年呈现下降趋势,2000-2010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乌鲁木齐典型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分异度小于与维吾尔族人口分异度,并且与汉族人口分异度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4)乌鲁木齐居住空间分异呈现系统化动力模式,绿洲自然景观是居住空间分异的基奠,城市化、工业化、住房市场的分化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首要动力,社会经济的转型是居住空间分异的加速动力,社会经济分层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动力,民族文化是居住空间分异的特殊动力。(5)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系统化、抽象化的综合体,其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分区“界线”。同时,居住、社会、文化与空间区位矛盾客观存在,其和谐关系是评价的主要依据。(6)商业化空间侵入效应、公共景观过滤效应、文化景观决定论是解释乌鲁木齐不同“族群”居住空间分异响应的有效例证。同时,商业中心的景观格局将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陈旧低层或多层单位式住房将被高耸的商业办公楼宇和高档公寓所取代,以生活为主的社区将被商业、休闲、娱乐场所所取代,以高密度人口生活中心将被就业中心所取代。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城市规划人文思想。(2)实施社会规划。(3)提升文化融合,构建城市文化体系。(4)加强民族文化景观保护,加强商业景观发展规划设计。(国家课题成果,待发表)
城市时代的知识探索——197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叶涯剑
从1979年至今,国内社会学界对国外城市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方位的引进,从引进概论性著作到各专题性著作,从简单的综述到带有自主性的评价甚至批判,应该说基本上与国际城市社会学研究实现了对接,并具备了就相关问题进行对话的基础。而本土问题的研究涉及城市化、城市问题、城市社区、城市群体与阶层、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城市人等诸多主题,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一批成果。研究特点可以总结为:政策取向强烈、意识形态色彩逐步淡化、从粗疏风格转向细致、理论比较薄弱。将来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可以强化的地方在于:更全面地引进国外研究成果,把视野从英美等国扩展到欧洲大陆、日本等区域的社会学。注意对城市融合体这种类型的城市新型衍化体展开研究,以迎接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特征,对未来的城市发展进行研究。(原文发表于《都市文化研究》第9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1月)
吸纳与排斥: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基于城市新移民居住权分层现象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赵晔琴
迄今对城市新移民的分层研究中,大都集中于户籍和职业流动层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居住。本文中,作者从解析“居住权”开始,将居住权利视作市民权/公民权的一部分,并以上海的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剖析新移民“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及其表现出来的居住权分层现象。作者认为,城市居住资格的背后是城市社会的吸纳与排斥机制的作用,也是与城市利益、户籍制度相捆绑的结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居住权分层已经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阶层属性差异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原文发表于《学海》,2013年第3期)
场景、民俗文化消费与认同: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的个案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桂慕梅
根据“场景理论”,城市中各种娱乐休闲设施构成不同的组合体,形成了各类“场景”。不同的“场景”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吸引市民到此消费并推动城市发展。本文借鉴“场景理论”分析具百余年历史的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尝试说明传统文化、空间气氛及市民的文化消费与民俗体验共同构建了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的“传统节日文化场景”。该场景的作用不仅在于繁荣城市经济,它所凝聚的文化认同是促进城市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原文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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