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综述

城市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2年9月28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城市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研究学术研讨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召开。南开大学、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社联，以及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参加了研讨。

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研究。与会人员围绕潘允康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与社会事业发展”议题做了发言。会议首先由潘允康研究员做主旨报告，然后其他6名科研人员做专题学术报告。潘允康研究员概括介绍了城市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特点、性质以及研究民生问题的角度、层次、热点等。专题发言分为两个半场。上半场研讨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张雪筠副研究员提出双轨制下资本与劳动力的强弱易位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问题，分析了非公领域强资本弱劳动和公有单位强劳动弱资本的成因，主张提高弱势方的能力以促进双方平衡；杨政博士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表现与成因，提出了从结构调整、制度改革、财政投入等方面解决问题；李宝芳副研究员系统阐述了劳动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的表征和根源，从就业需求、就业供给、就业环境三个维度提出了破解之策。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在点评中，充分肯定了三人的报告，希望将眼光扩大到全球化背景下深化研究。下半场研讨发展社会事业，解决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改善民生。李培志博士在严格界定社会事业的基础上，评析了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以加强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投入，改革供给方式，建立评估体系等作为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张品博士提出政府职能转变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并论述了如何转变职能和转型后的政府如何改善民生等问题；关颖研究员指出社会组织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创新支撑体系和管理模式，让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中发展壮大。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王晓霞教授点评认为，三个报告角度独特，都很精彩。她认为从机构改革、干部素质等角度还可以拓展。

城市社会学名家

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模式研究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小城镇研究对中国城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被称为中国小城镇之父。早在19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小城镇研究的“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纲领起，他就始终关注着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并且有步骤有针对性地推进小城镇研究，先后写出了《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82年），《谈小城镇的研究》（1982年），《小城镇 大问题》（1982年）《小城镇 再探索》等小城镇研究中的杰出篇章。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费孝通先生又相继写出了《小城镇发展十年反思》、《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中国乡镇发展的道路》等文章，总结、发展、反思自己的学术观点。

综观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研究，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小城镇研究与乡镇 （社队） 企业发展的研究紧密相联，甚至可以说是乡镇企业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乡镇企业，作为传统乡土工业之当代形式，在费孝通眼中是我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因此，小城镇研究从根本上讲是从属于农村研究的，是农村研究的延续和拓展。也因此，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是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角度来分析的。第二，尽管他指出小城镇 （集镇） 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区，也曾表示要关注小城镇 （集镇） 本身的建设和小城镇社区本身的分析研究，总体上看，对于小城镇这种社区本身及其社区生活基本上没有着墨，而是从小城镇与外界的关系中来考察小城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地位，最初主要着眼于与更低一层的农村的关系，后来则扩展到从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关系中来考察小城镇 （乡镇企业） 在“区域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在这两个基本特点之下，他的小城镇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有启发———当然在日后的发展中也不无争议和值得商榷的命题和观点。

第一，导致小城镇复苏和发展的乡镇企业，它植根于中国农村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是这一传统开出的新花。他指出：“所谓离土不离乡的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植根于这种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农工相辅已不再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而是以集体经济的性质出现。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进步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证。”

第二，小城镇是人口的蓄水池，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主要的出路。他指出：“要做活人口这盘棋，必须做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为城乡之间的人口蓄水库；二是缩短地域间差距，加强人口流动，化密为稀。”

就第一个“眼”而言，多年以来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向；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向。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大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县城和集镇的人口则普遍下降。但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中一部分劳动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这种“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方式将有效地改变我国的人口分布，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另一条途径是所谓“离乡不背井”，即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打工）。费孝通在 1980 年代中期估算，到 2000 年，小城镇将容纳全国人口的 40%。

第三，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乡镇工业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开创以工养农、以工补农、城乡互惠的局面。他一再指出，“离土不离乡”使得农民可以兼顾工业和农业，就像过去的家庭手工业。有一个调查发现的事实应该大书特书，那就是，那些由于工业办得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快。这表明，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事实上，一开始，关于乡镇 （社队） 工业与大中城市工业的关系存在着两种看法：其一，乡镇 （社队） 工业的发展是钻了城市工业停滞的空子，因而城市工业的发展会严重威胁乡镇 （社队） 工业的生存；其二，城市工业与乡镇（社队） 工业不但不相克，而且相辅相成。费孝通认同的是第二种观点，他认为，大中城市工业可以起到、而且现实中也确实起到了帮助农村乡镇 （社队） 工业发展的作用，两者之间是一种“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关系，而通过“一条龙”、“产品脱壳”等方式与乡镇 （社队） 工业建立联系，城市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自身所面临的诸如土地贵、污染重、工资高等问题。

第四，在上述几个命题特别是第三个命题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在陈述了那个在费孝通看来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实之后，他紧接着将这一事实与西方早年工业化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欧洲在工业化的早期，与都市大工业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农村的濒于破产，农民的流离失所，不得不离井背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但是，我国农民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闯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举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 “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当然，也可能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特点。甘阳曾经认为，费孝通在 《江村经济》 中初步提出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实际上已涉及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中之一即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在 《江村经济》 发表数十年后，费孝通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工业规模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别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而不应该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

大体上，可以这样来概括费孝通先生所设想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工业下乡—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农村城市化—城乡协调发展—社会现代化。”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费老在主张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同时，也指出过小城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乡镇企业的规模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小城镇的城市化功能不足等问题。

                （本文部分内容摘编自：王小章《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之“辩证”》）

城市社会学论文选介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 —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熊柴 　高宏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熊柴、高宏撰写的论文《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 —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发表在《财经科学》2012年第11期上。该文基于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分析证实了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越严重。在财政分权的影响下，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经济竞争，这造成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问题。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优惠工业用地使用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方式打造良好“投资环境”。但是，优惠工业用地使用常常使工业用地的圈占与粗放利用现象普遍存在，工业用地的平均产出率低下；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则不利于流动劳动力在城镇定居生活。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财政逐渐兴起，为了弥补事权和财权的缺口，地方政府大肆卖地，这有力推动了空间城镇化进程,但由于房产价格不断攀升，又对人口城镇化形成阻碍。因此，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现象成为现实。

从论文结论出发，可以看出如果忽视财政体制的改革，城镇化进程将很可能继续呈现这种不健康的局面。如果只是单纯提升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平衡，而不做出其他调整，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大幅提升地方政府财力的前提下，把土地出让的相关收入的大部分划归中央，从而在削弱地方政府空间扩张冲动的同时，使地方政府拥有比较充足的财力，为其推进人口城镇化提供财政上的可能性。第二，由于地方政府行为还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这意味着政绩考核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比如把城镇人口中户籍人口的比重和城镇土地利用效率等放入考核范围,激励地方官员协调推进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进程。

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基于新能源革命、民族文化与 “三高技术”的三维分析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撰写的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基于新能源革命、民族文化与 “三高技术”的三维分析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文章指出，目前正在全国进行的政府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着诸多隐患：被 GDP 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一味以西方城市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要使中国城镇化真正回归到中国特色的目标上来。需要从工业文明导向的城镇化，转型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导航的城镇化；需要从文化与主体缺失的盲目跟随西方的城镇化，转向立足中国文明之根、传承民族文化之魂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轨道上来。在这两个大前提下，按照时代给予我们的 “三高技术”，重新顶层设计中国城镇化空间布局，使中国城镇化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轨道上来。

    首先，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应当是城乡两元文明共生模式。在新能源革命、历史文化和 “三高技术”等 “三维因素”决定下中国特色城镇化，从根本突破了城乡两元文明对立的局限性，使承载着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与承载着工业文明的城市两元文明，从两元对立走向两元共生成为可能。一方面，新能源革命为中国乡村文明死而复生开辟了新空间。中国乡村不仅使用新能源具有城市不可比的优势，而且，其顺应自然，低能耗、低污染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生态文明时代倡导新方式。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历史必然，还是在生态文明时代被激活的中华文化复兴大势，都赋予了中国乡村文明在新时代复兴与发展的新使命和新功能。如果说生态文明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天时，那么中国文化则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地利，而被现代人类创造的三高技术就是人和。

其次，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空间模式应当是人口均衡分布、人与自然和谐、小规模城市与大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在农业文明时代，为了利用土地资源，在中国形成以乡村和小城镇为主导的人口分散分布模式。中国历史形成的这种分散的人口模式，恰恰与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方向相吻合。如果中国城镇化模式重复西方、以及拉美国家的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那么人口迁移的城镇化将是一个成本巨大的城镇化，相反，如果按照 “三维度”决定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那么中国城镇化将是一个以要素流动代替人口迁徙的人口均衡分布的城镇化。这样一种城镇化模式，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也是一种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顺应中国国情的低成本城镇化。

第三，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定位，应当是满足低碳生态、物质与精神均衡发展的、为大多数人幸福服务的城镇化。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探析

姜爱华  张弛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姜爱华副教授、张弛等撰写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探析发表在《中州学刊》2012年第6期。该文认为，目前，我国虽然整体上城镇化水平不高，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病”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为：1． 城市人口拥挤，密度过高  2． 道路堵塞严重，出行困难。3． 资源能源紧张，浪费突出。4． 房价居高不下，就业困难。

我国“城市病”的产生主要源于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相对落后，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与发达国家，乃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人均都处于较低水平。2．城市规划建设不科学不合理。首先是城市规划缺乏科学论证，以领导意志为转移。其次是专项规划各行其是，缺乏统筹协调性。再次是城市规划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眼光，致使城市规划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第四是经济至上，弱化资源和环境约束。第五是规划实施中存在行政干预和人为影响因素。3．城市建设理念存在偏差。在城市建设理念上，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以物为本”理念较为突出，“以人为本”理念被淡化。由于没有致力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和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从而产生生活设施网点缺乏、交通拥挤、出行不畅，上学不便、就医困难等诸多问题，致使“城市病”越来越严重。4． 城市管理落后。一是在管理理念上，我国城市管理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地上、轻地下，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二是管理方法也比较落后、单一。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效的治理“城市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2． 加强和改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3． 规划科学，从源头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4． 有效控制并引导私人小汽车合理使用。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市社会学论文简介

发展零碳交通促进城市低碳交通建设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光荣的论文《发展零碳交通促进城市低碳交通建设》发表于《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9期。

城市碳排放量正随着机动交通的迅猛增长而快速增大，这严重影响着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我国202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动交通节能减排，已经受到重视和研究。对于全面发挥零碳交通的优势，促进城市低碳交通发展，尚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研究。

零碳交通是指在交通过程中基本不产生碳排放的交通方式，包括自行车、步行等。零碳交通属于非机动交通，速度和舒适度等都比不上机动交通，但是在低碳和短距离交通等方面有巨大优势，因而在城市低碳交通坐标中它的价值进一步彰显。零碳交通是城市低碳交通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有建设快、见效快的特点。发展零碳交通既可以短期内有效降低交通碳排放，也符合低碳交通长远发展方向。国外城市以发展零碳交通来降低碳排放效果显著。

发展零碳交通的主要措施：（1）制定支持和鼓励零碳交通的政策。政府要采取发放补贴、降低税收和设置奖励等方式，鼓励骑步行、骑自行车上下班和办公。（2）重新规划零碳交通的道路系统，保证充足的设施。（3）发展公共自行车系统，方便居民使用。（4）全面改善自行车停车系统。（5）大力开发零碳交通技术。（6）塑造自觉零碳交通的观念。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性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陈志光博士撰写的论文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性研究发表于《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

文章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和1996—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使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距离、人口等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的作用标准化，从而计算各省市的“期望”流出人数，与各省市的实际流出人数作对比，衡量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差异；同时利用标准化流出指数计算各省人口流动的区域偏好性。

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性，各省的人口流动相对规模差异并不仅仅是由于经济、距离等因素造成的，通过计算“期望”流出人口数后，即排除了上述因素的影响以后，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差异仍然是巨大的。中国南方地区的各省流动人口比例普遍很大，实际流出人口数远远超出“期望”流出人数。从而表明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强，更具备社会条件去流动，更为“喜爱”流动，更想通过流动来改善贫困的生活；而北方地区、西部地区的各省市人口的流动比例普遍较小，实际流出人口数远远小于“期望”流出人数，从而表明这些地区人口流动的不活跃性，人口更安土重迁，流动带来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提高还远没有能够促使他们离开熟悉的家乡到异地在陌生的环境中追求新的生活。分析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性，流动活跃的区域如何有序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流动不活跃的区域如何促进人口的流动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我国中小城市建设与管理经营化的实践与探索

    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品博士的撰写的论文《我国中小城市建设与管理经营化的实践与探索》发表在《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23期。

    建设好中小城市有利于加速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近年来，我国中小城市虽然在建设与管理经营化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一直存在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矛盾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城市的建设缺乏现代性和人文性”，“城市管理缺乏综合性和秩序性”三个方面。

针对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建设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对城市管理的经验，另一方面还需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建立科学的中小城市规划体系，提高政府与市民的城市规划意识。第二，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城市建设经营化的新理念。第三，将中小城市的城市空间作为资产来管理、城市开发建设作为商品来经营。第四，根据中小城市的地方特色，利用市场机制运作城市无形资产。第五，必须将城市中的公用事业部门为产业部门。第六，中小城市的管理需要强化政府部门间的合力，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特征管窥——基于天津调查的比较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关颖研究院撰写的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特征管窥——基于天津调查的比较研究》发表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11期。该文为系2009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青少年思想状况及其教育环境研究”（TJWT- SR0907）的阶段成果。

文章基于对天津市1040名农民工问卷调查，通过90后、80后、70后比较，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特征。他们青睐新兴媒体、自主意识凸显、注重素质提升、喜欢同辈交往、参与需求更强、生存心态积极，表现出紧随时代潮流、易于融入现代生活的特性，已经与传统的农民工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进步，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仅是为了挣钱离开农村移居城市，在具有更多现代意识的新一代农民逐渐融入、逐渐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进而加速现代性生成。

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生成有其特定的主客观因素。促进其现代性的获得和提高，不仅需要完善有关农民工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的外部环境，更要着力为其赋权，改善、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城市知识

新都市主义：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中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城市模式和城市增长模式的运动。宗旨是重新定义城市、社区的意义和形式，创造新一代的城市住宅。

新都市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规划缺乏城市生活，丧失社会意识和社区意识，强调已建成的物质环境在社区的重要性，主张城市建设重视社区建设，强调社区感和适宜居住性，寻找人们对物质环境的认知感。新都市主义认为郊区的无序蔓延破坏了社区间人们的相互联系。新都市主义的运动寻求无序蔓延的郊区重新配置为真正的社区和多样化的城区和保护自然环境。

新都市主义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即阿瓦尼原则和新都市主义宪章。新都市主义还有一个组织，即新都市主义大会。

根据阿瓦尼原则和新都市主义宪章的理论，创造了TND社区，而且成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主流社区。

通讯地址：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邮政编码：300191

责任编辑：张雪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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