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

 

总第13期

 

目   录

学会动态

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研究论坛综述………………………2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3

会议论文选介

“统筹”——科学解决民生问题的门径……………………………………………潘允康4

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成都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郭虹5

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范式演进…………………………………………………周蜀秦6

中国城市蔓延治理:国际比较与策略选择………………………………………李效顺等7

城市社会学新著

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李强等7

城市研究名家

扬·盖尔与人性化的城市……………………………………………………………………8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论文简介

憧憬、追求中的压力与困惑——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调查分析…………………关颖9

青年移民城市适应的比较分析…………………………………………………李宝芳10

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张品11

学会通知

城市社会学会员登记表……………………………………………………………………12

“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研究”论坛综述

中国社会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于7月23-25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由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协办的“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研究”分论坛在该会上举行。

本届分论坛共收到论文投稿60余篇，有40多位论文作者参加了分论坛，参会人员来自香港、厦门、南京、贵州、上海、大连、珠海、山东、成都、重庆、天津等地。论坛研讨内容包括城市化理论、社区建设理论以及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进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在短短一天时间的分论坛上，共有16位论文作者作了学术演讲，并就论文内容与参会者进行了交流，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副会长分别主持并对演讲论文进行了点评。

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始终是城市社会学的重大主题。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教授在论坛开始，作了“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反思与建构”的主题发言，提出对中国城市化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十个方面重构，其中包括：根据中国不同地域特点推进五种城市化道路的模式，在城市发展规模上应适度紧缩，以首位城市为核心进行跨行政区域的城市空间整合，以城市文化资本提升城市竞争力，以区域融合和互补来提高城市的整体性价值，走区域资源承载力和谐化的城市化道路等等。江西社科院程宇航研究员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限制大城市发展、强调小城镇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反思，指出城镇化对城市化进程的损害，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水平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往往以户籍为准，虽然目前许多农民已经在城市工作、定居，但是由于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仍被测算为农村人口。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隐性方面。之所以虽经多年讨论而没有进行全国性的户籍改革，是因为其巨大的成本与风险。暨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吴伟东基于广东省数据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进行了估算。他的论文从人口迁移和福利磁力视角出发，聚焦于制度改革的社会救助福利成本，在估算公式中纳入了区域福利水平差距、劳动者定居比率和福利迁移比率等数据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将会在社会救助方面产生一个相当大的长期财政成本，改革的推进需要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平衡方案。此项研究为户籍制度改革及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成本进行了量化方面的预测。

在当前中国城市的大发展中，以城市内部旧城区改造及城市向外扩张为主要途径，而在其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也最多。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罗国芬教授以“都市利益与旧区改造维权”为题发言，分析了城市开发与都市规划中的利益纷争与市民维权。论文以上海某社区居民旧区改造为案例，揭示了都市大开发中“都市经理”和市民间的利益冲突与融合，指出旧区居民的进取性维权是基于都市开发中的都市利益，这种维权有其限度。同时指出市场需求、国家干部及都市开发者都在影响着都市开发的方向。类似的问题在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香港也存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朱灵，以香港排头村村民对“人行天桥”提案抗争的案例，分析了香港社会中乡村—都市二元文化间的冲突。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杨贵华教授，对城市向外扩张中“村改居”社区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村改居”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特有的过渡性社区类型，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等诸多方面内容，是城市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模式的转换。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和集体资产处置是“村改居”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居民从业身份转变是“村改居”的重要目标，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组织建设等是“村改居”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城市社区建设也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基层单元受到广大学者与各级政府的重视，但是“强行政性”与“弱社会性”始终是阻碍社区发展的内部原因。南京社科院社会发展所助理研究员任克强在对社区建设的研究中提出了“组织化合作动员”的概念，对组织动员类型进行了分析：如科层型动员体——党政组织，合作型动员体、执行型动员体、经营型动员体及生存型动员体等。由于社区自身没有足够资源改善民生，社区建设不是社区自身的事情，它涉及包括城区政府、街道在内的整个城市基层政权和社区、传媒、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等整个政策网络内的其它主体，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适度放权给社区。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刘中起的发言是“新时期国际化社区治理进程中的公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指出要促进国际化社区内的公众参与，就要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其最根本体现就是公民对国际化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提高公民对国际化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社区服务多元化。同时，在体制环境创新方面，必须突破传统的街居制体制障碍，构建社区公众平等自由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平台。

伴随中国快速老龄化进程，城市老龄化水平更高，问题也更为突出。本届分论坛对城市老龄化问题也十分关注，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讲师李珊，通过对城市老年宜居社区的内涵的研究构建了包括客观实体指标和主观评价指标在内的城市老年宜居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牛喜霞、秦克寅等人通过对山东淄博某区的实地调查，对城市居民社会化养老意愿进行了研究，指出居民经济状况和社会化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是影响居民对社会化养老进行选择的两大因素。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视角。在本届分论坛中，对城市底层人群生存状况的关注体现了社会学传统。对城市拾荒者、进城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以及未成年人网瘾问题的研究，也是分论坛讨论的重点。另外，来自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的两位成员、来自成都成华区桃源社区的吴群芳和成都市青羊区社工协会的常光洁分别介绍了其在社区平台的支持下所做的工作与成功经验。

总之，本届分论坛讨论内容丰富多元，学者间观点交流相互碰撞，新思想、新话语不断涌现，深思博学与鲜活灵动并存，体现了当前城市社会学研究不断深入，并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

经2011年江西南昌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会、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中国社会学学会备案，学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组成名单如下：（任期3年，从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

   会  长：潘允康   张鸿雁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列)：丁素  万向东  卢汉龙  石英  史昭乐  叶南客 张宝义  张宛丽  周伟文  沈殿忠  章仁彪  俞萍  郭虹  黎昕  戴建中

秘书长：王小波  陈如

副秘书长：张雪筠  王光荣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2011年9月1日

城市社会学会议论文选介

编者按：2011年7月23—25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举办了城市社会学分论坛，主题是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研究，收到论文60余篇。本期开始，刊登部分论文摘要，以促进继续深入探讨这些热点问题。

“统筹”——科学解决民生问题的门径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潘允康

  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蓬勃发展，民生显著改善。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中国社会总体上已经达到从小康到宽裕的生活水平。然而，与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相比，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仍然是“短板”，民生改善的程度和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民生问题十分复杂，只能用统筹的办法才能解决。

一、中国民生问题的复合性

从其原本的意义上说,民生问题主要是百姓的生活生存问题,就是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民生问题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吃喝住穿等物质需求，被简单地解释为生存，活着，而是包含有多种需求，包括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是复合性的。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需求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中国学者提出民生问题呈现逐层递进关系，可以分为关注生存、重视保障、促进发展三个结构层面。概括地说当代中国民生问题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社会福利实现的状况。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需求，贫困者、温饱者、小康者和富人的民生需求有很大差别。既要着力解决极少数贫穷问题，还要不断满足处在温饱及以上层次的需要。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帮助脱贫和解决温饱问题。

  二、中国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现阶段的民生问题是结构性的。所谓民生问题的结构，是指不同民生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排列，以及每一种民生问题中所包含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与排列。所谓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是指各种民生问题自身或相互关联中的矛盾。中国当代民生问题互相联系、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在不同性质的民生问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在同一类民生问题中也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三、中国民生问题发生的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变迁背景

  中国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来源于人的客观的结构性需求，而且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民生问题上出现了巨大而复杂的社会需求，然而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相对落后的国情并没有改变，民生方面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有尖锐的矛盾。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民生问题从完全靠政府来解决转向部分由社会解决，这种模式又面临着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等体制问题、机制问题，也为解决今天的民生问题增加了困难。

  四、用统筹的方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方法去解决。“统筹”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是方法论，也是认识论。在统筹理念中，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历史、现实与未来辨证统一。“统筹”理念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统筹”是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系统论。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在分析和解决民生问题时，必须使用统筹的方法，深入分析民生问题内部及其之间联系，建立起系统政策体系，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科学的、有效的门径。

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

——成都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  郭 虹

    一、成都市城乡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城市社区管理状况。成都市全域范围内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尚未形成，各区市县以“还权、赋能、归位”为核心正在进行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改革试点，在社区自治领域推行了程度不等的社区治理机制改革。

农村社会管理状况。从2008年底起，成都市开始在全市农村推行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全市农村的议事会制度已经全面建立，村民议事会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作用开始得到发挥。经过7年的实践，目前成都市的农村社区已经初步形成了涉农社区、乡镇社区和农业社区三大类型。到2011年3月为止，成都市绝大多数农村社区的建设还主要是试点社区的硬件建设，其行政建制的改革尚在探索中。其中，温江区涌泉街道所进行的“村改社”颇具可推广性。

二、成都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

一是构建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 还权、赋能、归位。近年来，成都各区市县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管理下沉”。“还权于民”的格局开始形成，居民自治的工作机制也开始建立。在“还权于民”的基础上，为社区“赋能”采取了为社区注入公共资源的形式——为社区配置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专项资金。街道办接管了原来由社区承办的行政职能，居委会履行自治职责，实现“政社归位、责权统一”。

二是为基层社会管理注入公共资源——民生项目、民主财政。成都市把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设立村级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专项资金，使公共财政第一次为社区“民生项目”买单，“建设财政”从基层开始转变为“民主财政”。

三是培育基层社会管理能力——还权社区、赋能公众。政府把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还给基层自治组织，获得自治权利的社区又把更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归还给了居民自治组织，把管理权细化到小区、院落、楼栋，还权给居民小组、院落管理委员会、楼栋自治小组，使公众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教育的过程。

四是以党的建设促进社会建设——公众参与从党员做起。党员进入基层社会管理岗位，成为社区的积极参与者，产生了两方面的社会作用。一方面他们能够在社区组织中，发挥骨干作用，以合法的途径、合理的方式体现党组织的意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以个人的公民行为，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三、统筹城乡社区治理机制的基本要求

一是要明确社区的性质。二是城乡社区发展要按城乡统筹的要求逐步并轨于“社区治理”。三是明确基层社会管理的职责。四是把基层社会管理纳入政府财政。五是明确社区公共服务性质、提供者和受益对象。六是根据社区需求确定社区服务的内容和项目。七是厘清政府、市场和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相互关系。

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范式演进

南京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周蜀秦

西方城市社会学发端于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围绕着都市—乡村社会秩序的批判与释义展开。滕尼斯对社区和社会、斯宾塞对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迪尔凯姆对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研究，雷德菲尔德对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分析、韦伯对宗法传统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索罗金的亲密关系和契约关系的结构关系研究等，都为了深刻地揭示城市与乡村社会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社会学研究普遍带有着一种城市社会学化的烙印。

随后在美国形成以人类生态学为核心范式的“芝加哥学派”。快速城市化的芝加哥成为一个更为纯粹的用来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形成及其空间效应的都市实验室。深受西美尔丰富的理论想象力影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关注到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深刻影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对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及其影响作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从而形成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第一个理论派别古典城市人文生态学。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现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城市。从国际化视角在弹性化与专业化主题下探讨“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产生了世界体系理论。

在经历福特工业化、城市郊区化进程中对“芝加哥学派”的批判后，“新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发了对空间正义与社会阶层运动的思考。面对大规模郊区化、汽车消费文化兴起、大都市的政治分裂、内城的持续衰退、强迫集中居住的种族隔离、劳资关系变化以及为取得社会公平的城市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是由四个主题所建构起来的，即空间的生产、对城市的权利、集体消费和都市社会运动。雷克斯、帕尔与摩尔继承韦伯解释社会学关注个人社会行为的传统，研究住房关系及住房阶级，并将韦伯对官僚体系的经典研究引申到城市经理在分配资源方面扮演的角色等讨论中。这些研究与后来的彼得·桑德斯的研究，统称为新韦伯学派城市社会学。

而后福特城市形态的出现，以及生产的外部化带来的服务经济成长与全球化进程，催生着城市社会学研究从“地方”到“全球”的历史转向，并产生了以全球化城市空间与世界城市作为研究主题的“洛杉矶学派”。该学派进一步拓展了全球化时代城市社会学的想象空间。

从古典时代到现今的全球城市网络，西方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从“地方”到“全球”的历史转向。在当下每个地方的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都在同时进行，并重新形成自己的文化属性。在世界的“平”与“不平”之间，如何实现城市、区域竞争的创新优势正在成为讨论的主题。佛罗里达教授提出的“创造阶级”、“创造场”、集体学习、实践社区等也正成为新锐城市社会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城市蔓延治理：国际比较与策略选择

中国矿业大学  李效顺等

“中国特色”的城市蔓延现状和问题可以归纳为失衡的“三条线”。一是城市扩展系数突破“合理界线”；二是资源存量加速逼近“生存红线”；三是政府土地违法逾越“和谐底线”。

纵观国际理论分析框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特殊现实。符合我国现实的两个理论命题是：（1）与国外不同，我国城市蔓延理论上划分为牺牲性蔓延和损耗性蔓延两种类型。（2）按照经济学原理判断，我国当前应该把消除（减）损耗性蔓延作为治理重点。

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城市蔓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热点，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国外关于城市蔓延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较为丰富，研究焦点集中在城市蔓延的内涵、特征、机制和测度及其治理与调控等方面，更为关注城市质量提高和生态环境变化，整个过程大都烙上“市场”脚印。国内研究亦取得阶段性成果，研究焦点集中在国外成熟理论及经验总结或3S技术初步应用，更为关注城市功能提升和粮食安全影响，整个过程大都体现“市长”意愿。第二，城市蔓延虽然是全球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其国内外成因和过程差别较大。国外城市蔓延理论上区分为福利性和亏损性两种类型，前者是由于市场自发引导的结果，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和整体帕累托改善；后者由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引起，该过程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是城市治理所应避免类型。国内城市蔓延分为牺牲性和损耗性两者类型，前者是由于价格失灵、忽略农地非市场价值引起，该过程农民和集体虽然付出较大代价，但对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贡献较大；后者由于政府失灵、人为压低农地价格引起，该过程虽然对官员政绩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它往往是以损耗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为代价，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无疑付出巨大成本。就我国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而言，损耗性蔓延是当前城市治理首先要重点避免的类型。第三，就治理策略选择而言，国内外实践经验有共同特征：强调空间管理，即通过蔓延边界划定和关键资源保护来调控城市蔓延态势。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存在理想、适度和极限三个边界，而城市蔓延控制在适度边界内成为我国当前较为理性和现实的选择。

学科专著

编者按：我国正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城市化引起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跟踪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是城市社会学的迫切课题。本期介绍一部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的新成果。

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等撰写的专著《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学基础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的各个部分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相互之间需要一种协调的、平衡的关系，这样社会才能够正常发展。如果社会的某一个部分高速发展而其他部分不能够与之配合，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就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迅速、深刻的结构调整往往带来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快速、大规模而深刻的城市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因各方面因素发展的不平衡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该专著把涉及的城市化问题按照城乡地域概括为三类：一是城市急剧变迁所带来的城市自身不协调问题，包括城市社区变迁及社区管理体制问题、新老城市社区协调问题、城市拆迁问题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化加速、城市迅速向周边扩张的局面下，传统的街道居委会管理的社区和传统的单位大院型社区及其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于是出现了新的社区和新的管理体制。新社区大体上有四类：新型商品房为基础的新型物业管理社区、城乡结合部的交叉管理社区、流动人口聚集区、不同模式组合的混合区。新型社区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城市自身不协调的表现之一。城市自身发展中不平衡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新城区与旧城区的巨大差异。二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农村不协调问题，比如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问题等。我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政府主导下快速推进的，对于推进经济迅速发展，实现赶超经济发展国家的战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很多负面效应，特别是给农村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与城市扩张密切相关的农民就业问题、收入下降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精英流失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核心问题是“农村失地问题”或“失地农民问题”。三是城乡之间不协调问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问题、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农民工未来走向问题等。在不断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的产业和人口空心化及社会生活的凋敝现象，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这些不协调问题都非常值得重视。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转型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该专著对城市化与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公正、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社会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该专著对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政策建议，以求实现城市的综合协调发展。

城市研究名家

编者按：关注并吸收城市社会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城市社会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本期介绍丹麦学者扬·盖尔及其人性化城市研究。

扬·盖尔与人性化城市

扬·盖尔（Jan Gehl），1936年生，国际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专家、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建筑学院城市设计系高级讲师（现已退休）、盖尔建筑师事务行——城市品质顾问咨询公司的奠基人。曾在不同国家的几十所大学讲学，并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设计咨询。为表彰他对城镇规划的杰出贡献，国际建筑师联盟向扬·盖尔先生颁发了帕特里克·阿伯克罗姆比奖，爱丁堡的海里亚特-瓦特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此外，他还获得过伊德拉场地研究奖等重大奖项。

扬·盖尔先生是人性化城市设计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反对那些一味追求夸张的视觉效果的设计思想，提倡以人及其生活作为一切设计活动的出发点和终结目标，并把这一北欧设计的精髓鲜明地贯彻带他的每本著作中。他认为城市设计和建筑不仅要满足景观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人们平凡甚至琐碎的日常生活需要。只有这样，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扬·盖尔先生著述宏富，在国际城市设计和城市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包括《交往与空间》、《新城市空间》、《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哥本哈根1996》、《人性化的城市》等，这四部专著都已经有中译本。

《交往与空间》是公认的城市设计的经典学术名著，在许多国家被列为建筑学和城市规划设计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和居住区规划中的功能主义原则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呼吁设计师关心那些在建筑室外空间活动的人们及其在公共空间中的交往活动，并具体论述了日常社会生活对物质环境的特殊要求和创造充满活力并富有人情味的户外空间的有效途径。《新城市空间》全面总结了城市规划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方面的关注状况，从建筑学的角度对世界各地一些有趣而富于启发性的空间战略和项目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介绍了城市设计，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相关的研究方法。《公共空间·公众生活——哥本哈根1996》描述了哥本哈根市中心在过去的34年，即从第一条步行街建成到现今的发展，同时，描述了在这段时间里都市生活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讨论了对于市中心未来发展的几种选择。《人性化的城市》充分阐述了关于人性化城市的思想。城市形式是不应该独立存在的，更需要的是形式和生活产生互动。生活化、吸引力等都是城市的要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和建筑的通病就是从上帝视角看很美妙，而从人的视点看很无奈。人的尺度完全被忽视了。这种错误在迪拜等城市仍然被重复着。一个理想的城市是以人为尺度的，更少的噪音，更少的紧张感，更少的污染……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市社会学论文简介

编者按：2002年1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将城市社会学确定为本院的重点学科。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齐心协力推动学科建设，撰写了大量城市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和调研报告。为了跟全国同仁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本通讯第二期开始，我们陆续介绍这些成果。

憧憬、追求中的压力与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调查分析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关颖的调研报告《憧憬、追求中的压力与困惑——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调查分析》发表于《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2期。

作者运用社会调查资料，对“70后”、“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心态主要特征作了基本分析：（1）进城动机：憧憬美好生活，谋求更大发展；（2）就业观念：谋生中增长知识技能；（3）主观评价：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最欠缺知识技能，最大困难是支出过大；（4）心理状态：积极心态与消极感受并存，心理压力大；（5）人生价值观：最看重要好朋友、生活美满幸福、有高尚人格，最不看重职位或地位等等。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看农民进城务工目的排在首位的是为了“个人谋生或挣钱养家”，但为了学点本事“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到城里“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远远高于“70后”；与此相联系，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更看重“增长知识技能”、“发挥个人所长”，“90后”甚至高于对“收入高”的选择；尤其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状况和价值观的是在谈及进城后的“最大收获”时，“学习知识技术”明显高出“能挣更多的钱”；有关青年农民工心理感受的一组数据，更进一步证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感受强于消极感受等等。在诸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向上、追求进步心态是主流。由此可以预见，随着城市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和政府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向好的心态亦将持续存在并成为他们在城市生存心态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压力与困惑来自变化中的外部条件和自身的双重作用，以及自我期望与现实状况存在的巨大反差。在他们选择走出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依然面临着新的选择，因此心理压力的存在是必然的。面对压力和困惑，需要设计适宜的生存策略，社会也有责任通过多渠道帮助他们摆脱不利处境。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是弱势群体，他们是当今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是蕴涵巨大能量的社会资源。农民工的“另类”特征被人为地过度放大，容易强化其“弱势”心态。而通过增权，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生存心态的形成和其人生价值最大化，不仅有利于当下的国家建设，更有利于国民人口素质的提升和获得更长久的社会效益。

青年移民城市适应的比较分析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宝芳博士的论文《青年移民城市适应的比较分析》，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移民的数量日渐庞大。其中青年移民是最大的移民群体，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他们代表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转化的两种途径：一种主要通过体力谋生，一种主要依靠智力和知识谋生。

纵观而言，两类青年移民群体的城市适应都比较肤浅和艰难。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更肤浅。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由于在城市上过几年大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社会化，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在农村读完中学就进城打工，所受城市文化的冲击更强烈，加之受教育程度偏低，从事的职业多为体力型，生活水平偏低，造成其城市适应更为困难。

在经济适应方面，两类移民的工作获取途径不同。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中绝大部分（78.2%）是通过应聘的方式获得当前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工作则主要靠老乡介绍。这显示出两类移民人力资本的差异。但是相似的是工作都不稳定，更换频繁，收入都偏低，且二者收入水平有趋同的趋向。

在社会适应方面，两类移民在居住、娱乐、交往、婚恋等方面的现状都表明他们的社会适应非常艰难。两类群体大多数都居无定所、未婚，存在婚恋困境，社会交往圈都较狭隘封闭，但交往对象有所差异。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在闲暇时间更愿意与同学交往，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老乡关系。闲暇生活虽然相似，但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闲暇生活更为时尚和健康。

在心理适应方面，两类移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普遍较弱，都认同自己是城市边缘人，生活满意度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比较而言，他们定居城市的愿望有所差异，大学毕业生定居城市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客心态更明显。

青年移民城市适应的阻碍因素主要有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城乡两种文化的冲突、社会资本不足等。随着新移民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各方有责任力促其尽快适应城市，顺利成为合格的市民。为此，政府有责任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扩大就业、完善薪酬增长机制，移民自身也要积极整合两种文化、扩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另外，推动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更好的适应城市相对来讲更容易，所以针对这一群体的帮助显得更紧迫而必要。由于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的提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促其完成市民化只能循序渐进，无法操之过急。青年移民由不同类型的人群构成，并非同质，所以针对不同移民群体的政策要有所区别，有的放矢。

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张品博士的论文《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发表于《前沿》2011年第8期。

纵观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历史，“空间”一直伴随于城市社会的研究。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欧洲掀起了城市发展的大浪潮，城市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早期的城市社会学已经关注到空间这一重要的维度，马克思、滕尼斯、齐美尔等学者都在研究城市时流露出空间意识。他们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空间，一个承载社会发展的容器和平台，空间作为社会发展依附的要素被置于重要位置，社会的空间性开始显现。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为了寻找当时社会的秩序，美国芝加哥学派用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城市社会，认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人群依据不同的区位进行活动，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和单元，社会单位和空间单位是一致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呈现对应性，空间是社会的反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郊区化和经济重建引起了城市社会危机，新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空间）中的危机来自社会冲突和矛盾，因为空间是由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形塑的，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空间研究发展至新城市社会学学派，已经成为了形成了特定的研究范式：空间是避免事物在同一场所发生的一种自然手段，空间位置是一个生产实践的分类架构体系，相似或邻近位置的行动者具有相似的性情与利益，从而产生客观地分化了的、可以用来分类的实践，不同的实践相互协作，生产出社会空间结构。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固化，赋予空间以社会性，使不同的地域和物质设施具有了社会涵义，并形成了社会共识，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群体、政治组织通过对空间社会意义（共识）的理解，在空间的使用中会产生新的空间格局和表达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不断发展变化。

通过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回顾和空间研究范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是物质性、社会性和时间性的统一。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使道路、建筑、政治组织、社会群体和实践活动等在城市地域上按照一定的规定分布、组合，形成了城市空间。因此，城市空间形态和安排本质上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空间实践在依据这个预先假定进行活动时，由于受到约束，会产生矛盾，促使空间发生变化。空间的发展正是来自于“空间的两重性”，即空间既是实践活动生产出的结果，又是实践开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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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通知

尊敬的各位同仁，根据2011年7月中国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南昌年会的决定，将进行理事单位及个人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欢迎社会学界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为共同推动和开展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而努力。下面是简单的信息登记表。

贵单位申请理事单位请填写前表，如您个人或同事申请个人会员，请填写后表（此表可复制）。请您在规定日期前将表格邮寄或发送电子邮件至表后的地址或邮箱。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单位及个人会员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请于11月30日前寄回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王小波收  邮编：300191

电子邮箱：boboform@126.com